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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可以说，你要吃寿司，不一定非要去日本，甚至，你要吃日本人一生也绝不容易吃到一回的“女体盛”，更不一定非要到东京或京都——比方说，在今年4月2日之前，在中国云南省昆明市，你就可以将此事搞定。

4月2日发生在昆明某日资餐厅的“女体盛”事件最终以“不符合卫生条件”而告一段落。与其说是食物（寿司）本身的不卫生，不如说其实是吃法或“容器”的“不卫生”，文化、风俗以及全球化的“不卫生”。我发现，有媒体已“女体盛”直接误读为“女体盛宴”，进入文本的女体不再是寿司的“盛物”，而变成了食物本身。摆满了寿司的“女体盛”，于是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换句话说，昆明“女体盛”在中国引起的友邦惊诧，实在不亚于把那个负责上酸菜的翠花给生吃了。

查“女体盛”之为饮食方式，在日本虽有悠久之历史，却始终是小圈子文化。我在日本呆过几天，吃过不少寿司，也见过女体若干，吃寿司之女体，更是比比皆是，唯独未闻有置于女体之上的寿司。问日本人，结果大多也是一头雾水，语焉不详。“女体盛”在日本，现状大约近似于广东人的进食猴脑，事出有因，却查无实据。诚然，日本人自己的否认也未必可信，林语堂曾经也正告老外：“任何人都不能使我相信蛇肉的鲜美不亚于鸡肉这一说法。我在中国生活了四十年，一条蛇也没有吃过，也没有见过我的任何亲友吃过……吃蛇肉对中国人和西方人同样是件稀罕事儿。”我在中国也生活了四十多年，平心而论，不是林语堂忘了广东人也是中国人，就是他在一时的正义冲动之下仗义执言，不负责任。

“女体盛”在日本国内大致属于正在失传的文化，这种状况与式微的艺妓文化或有密切相关，事实上，“女体盛”要求的女体并非普通的女体，而是艺妓的女体（昆明版“女体盛”的要求是“学历在大学以上”）温度对于寿司滋味的好坏至关重大，日本的寿司师傅多为男性，系因男性的体温较为均衡稳定，不像女性那样变化无常，从而有助于品质的保障。因此，在像我这样一个外国人看来，“女体盛”的式微是迟早的事，寿司若非盛之以人体不可，以单纯的技术层面而言，也该是“男体盛”才对头。

若非盛之于女体，女体上的那些食物其实还是较为昆明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例如做寿司经常会用到的三文鱼。香港实业界某人曾获云南官方之邀随一“西部开发”访问团前往昆明。回来后我问他都吃了什么好东西，那人先是愁眉苦脸继而咬牙切齿：“妈的餐餐请吃三文鱼。其实我想吃的是过桥米线啊。”我也是那种一想到云南就只会想吃过桥米线的蠢物，当然我的想象中还多了汽锅鸡什么的，遂开导曰，三文鱼想必是当地极受欢迎之物，否则就不会用来招待你们这些贵宾，你可要体谅主人家的一片苦心啊，尽管“苦心”有时也会“苦口”。

如果全球化的颠峰一定会出现在中国，那么，我相信巅峰中的巅峰就最有可能出现在云南，这倒不一定与海拔高度有关。早在皇马于云南闪亮登场那会子我就坚定了这一信念。前述段子若需更新，我想应该是这样：于昆明经营之日资跨国公司因在两名中国女大学生的玉体之上复盖了以日本、挪威、苏格兰及中国原料制成之食品并招来大批昆明记者以日本、德国或中国生产之照相机在两米之外拍照遂令中国舆论再一次集体出离了愤怒。

有奶如何不是娘

在社会舆论的挤压之下，长沙“人乳宴”终于在农历年前宣告撤宴，并且将负责供奶的6名奶娘也送回了老家。很显然，公理和良知再一次战胜，店方和媒体也取得了双赢，加起来就是四赢，根本没有输家。我猜，上述各方都幸福地过了个有意义的春节，说不定还用手机互发了若干贺年短信，然后各自放了一些鞭炮。

压力团体（由智人种狭鼻猴次目灵长目哺乳动物纲动物自发组成　）的致胜利器是“公理”和“良知”：一，“人乳宴”扩大了社会不公的鸿沟，其与西安之“36　万一桌豪宴”一样，皆为穷奢极欲的表现，反映了中国“在转轨时期的社会失序”；二，战无不胜的“母性”之神圣价值不容挑战。“人乳宴”是对母乳的污辱，对母性的污辱，对人性的污辱，“人乳宴”简直就是“辱人宴”。

公理我所欲也，良知亦我所爱，当然我也清楚得很，我对于这两样好东西的热爱至今仍停留在非常业余的水准，例如，我经常以热衷于观看美国法庭片来表达这种业余的热爱。只要是这个片种，不管有没有喜欢的名星，不管拍得有多烂，我都会从头看到尾——只是正义在最后得到了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