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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另有密电一通相告：酒店总经理再三叮嘱，务请二位贵宾届时直接到楼上的某某号房间办理check　in手续。

卓而不群的生僻字固然能有效解决以上种种疑难，但是造成的困扰也不能算小。我认识一个名叫黄彧的人，“彧”字音意皆通“郁”，不是郁闷，而是有文采之意。《广雅疏证》释诂：“彧，文也。”“论语八佾篇：郁郁乎文哉。”然而，不管多有文采多有个性，这个多了一撇的“或”字就像长了六指的手掌，一直都给黄先生的社交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郁闷乎文哉”的结果是，黄先生在35岁以后，每与生人交接，辄主动自我介绍：“我叫黄或，很好记的，就是或者的或啦。”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据一个当小学班主任的朋友告知，新学年伊始，点名时每遇名字中有生僻字的新生，老师们为避免丢脸而通常采取的方法是：故意不点那个名字，最后，才装模做样地问一声：“还有哪位同学的名字没点到？”此时你必举手，老师便顺水推舟地说：“咦，怎么花名册上没有你？叫什么，自己向大家介绍一下吧。”尴尬是躲过去了，不过，遇上心胸狭窄的老师，可能会因此而一路有意无意地给你穿小鞋，你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当然，这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你的父母把小学教师当成了“小学”教师。这才叫真正输在了起跑线上。

全球化数位资讯时代的新“姓名避讳学”，可能是表意文字国家在行政管理上遭遇的特殊问题。如何在不废汉字的前提下振兴中华，那是另一个太大的课题。我的意思是，人权要讲，但是一个发展中表意文字国家的行政管理成本也不可全然置之不理。两全之策，就是成本分摊，“文责”自负。香港政府在这种事情上一向得心应手：不管是初次起名还是一个名字像手机那样用着用着就不想用了，无需理由，可以任意修改，来者不拒，从善如流，但是事先声明：不管你的新名字有多少个汉字多少个字母，哪怕比普鲁斯特的句子还要长，身份证明文件上只登记前12位，更紧要的是，每改一次，请付港币600大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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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谍宝贝

回首往事，我的朋友小宝老师曾仰天长叹道：“生得晚了点，没赶上旧社会，开蒙读物中已找不大到女鬼狐狸精，比较妖魅的只有女特务。小时候性幻想的对像基本上就是那些穿著美式军装，作风开放的坏女人。看到电影里漂亮的女特务奋不顾身地勾引革命者，和他们跳伦巴，常常恨不得立刻投身革命。”

参加革命的动机虽然很是不纯，不过对生于冷战时代的中国男性来说，不管在现实生活还是阅读材料当中，合法出现的非法“妖魅女人”，当时纯粹就只剩下女特务了。就阶级属性而言，另一路坏女人是地主婆，然而坏是坏，女人也是女人，却输在年龄偏高，穿著打扮行为举止也十分老土（没有美式军装，通常只穿唐装），故谈不上什么“妖魅”。在角色关系上，倒是可以很符合逻辑地成为大部份女特务她妈。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小宝老师当年在电影等开蒙读物中遭遇的那些“穿著美式军装，作风开放的坏女人”，应属于国民党特务系统（“勾引革命者”和他们跳伦巴的，则是《英雄虎胆》里的扬州美女王晓棠）。当然，当国民党和美国在特务工作方面实行“中美合作”之后，这些女特务的全称应为“美蒋特务”才对。日前被FBI揭发之“与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之间长期交换情报”的台湾女特务程念慈，虽然在组织关系上隶属台湾国安局，然而党籍上却不知其姓“国”还是“姓”民“故”美蒋特务“这一称呼显然已不再适用，“中美合作”更是无从谈起，因为程念慈“特务”的对像不是别人，正是美国。

其实，早在蒋家时代，国民党就已经为特务工作自订了一个古怪的名称（而且沿用至今）：“情治工作”，从事“情治工作”的部门，则称“情治单位”，这些单位里的男女公务员，就成了“情治人员”。就“情治人员”队伍里的女性公务员而言，这个名词显得特别恰当，因为女特务就是专门用“情”来“治”你的。女特务程念慈与美国国务院前副助理国务卿凯德磊之间“长期交换”的东西，除了“情报”，一定还有别的东西——女人据说天生就是当特务的料。世界上最古老的两种职业，就是妓女和间谍，这两种最古老职业的专业人士，尽是女人的天下。所谓“男盗女娼”的另一个解释是：男的做了强盗之后，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胜者一旦权力在握，他们便难以避免地成为女特工的特别工作对像。

古往今来，为了协助一些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