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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会优于原有的管理。”

后来的许多短篇“报道”中，有这样一些：“现在，人们从不快的经历发现，好的决定容易作出，实行起来就不同了。尽管参事会昨天宣布了庄严的命令，今天还是没有一个人去教堂。情况似乎是那位格雷特·珀森①的庞大身躯躺在床上时间太长，使得早饭还没吃完，穿着修饰就已经来不及了。至少这是一个借口。从我们伟大同胞的例子来看，指望用罚款来实行改革是徒劳无功的”。“我们听说，从女王陛下离开克雷文街到今日，没有人注意整理报纸，而这些报纸躺在每个房间的每处窗台上和每把椅子上，正好是那位格雷特·珀森看完后所放的地方。政府长期置于这样的人的管理之下，是不可能的”——

①格雷特·珀森，英文GreatPerson的译音，意为“大个子”。富兰克林戏指自己。

最后是一篇对波莉管家业绩的“恭维”：“婚姻消息：我们的上一次婚姻后尚无一桩；死亡消息：在后面的橱子里和其他地方有许多不幸的老鼠；储备：饼干——极少，荞麦面和印第安粉都已坏了。茶叶——茶叶罐里一天比一天少。葡萄酒——残存不多。星期三，9月26日。附言：秘密消息毫不迟疑地就传遍了，我们的第一女总管极为引人注目地在今日去了市场，买回了羊肉排骨和一便士四个的苹果，并修补了两处裂缝”。

克雷文街的这家人就是在这样融洽和谐的气氛中生活。到了第二年的五六月间，波莉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这位科学家成了孩子的教父。从那以后，每当妻子那满载小外孙轶事的信到了以后，富兰克林喜悦之余，也将这边他的教子的趣闻回信告诉妻子，如那孩子的长牙、开始走路和开始说话等等。

波莉时常告诉他关于孩子的事情。当他外出游历时，就写信。有一次，波莉写信告诉他说，她母亲有了一位新的追求者。富兰克林回答说他并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已习惯于挑战，而且凡是我喜欢的朋友或女士，往往有其他人和我一样喜欢他们”。

对于波莉和其他敬爱富兰克林的伦敦年轻姑娘来说，富兰克林一身兼为哲学家、父亲和朋友。其中的一个，朱迪丝·奥斯古德，还曾引起人们的猜疑。朱迪丝住在金街，于1770年8月同富兰克林的同事约翰·福克斯克罗夫特，为俄亥俄公司土地之事同到伦敦来。因此很自然富兰克林见过她，而且富兰克林在给福克斯克罗夫特的信中提到她称她为“我的女儿”也并非不自然，而不像有些人怀疑的那样是富兰克林的另一个私生孩子。因为朱迪丝是英国人，1770年已达到结婚年龄，不可能是一个1726年到1757年都在美国的人的女儿。朱迪丝只不过是富兰克林称之为女儿而她又愿意被这样称呼的又一个年轻妇女。

1772年10月，波丽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时候，斯蒂文森夫人们房子让给了休森夫妇，自己和富兰克林搬到同一条街上的另一幢屋子里去。11月3日，富兰克林在信中告诉儿子，“我几乎已经在我的新住所里安顿下来了，但是搬动和清理我的文件和放置我的书和其他东西是一项令人厌烦的工作。看到自从来到英格兰后，我的书增加得有多快，真是令我吃惊。来的时候我一本书都没带，而现在我有了一屋子的书，其中许多我是从德国、荷兰和法国收集来的，主要包括日后可能对以美洲有用的那些知识。”

1774年春，对富兰克林来说是一段黑暗的日子。休森的两个男孩都得了天花，而他们的父亲因在做手术时被感染，死去了。威廉·休森留给波莉了一个遗腹女儿。波莉在姨母死去后得到了一笔遗产。不久，美国爆发的革命将富兰克林召回了美洲，后来他又去了法国，但富兰克林和波莉一直保持着友谊，无论是时间还是战争都没有使他们之间变得疏远。

在伦敦，作为一名热爱家庭、喜爱孩子的男人，富兰克林很少遇到在这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告诉妻子，在伦敦，如果向一打男人打听他们的婚姻状况，准有11个是单身汉，他们不结婚的主要原因是一位英国妻子的日常的巨大花销使他们望而却步。可是他终究结识了一个和自己一样喜欢人口众多的家庭生活的朋友，这就是圣阿萨夫教区的主教乔纳森·希普利。

希普利主教的乡村宅邸在温切斯特附近的特怀福德。1769年，希普利被授予主教职位时，他必定是受英王重用的。但他作为富兰克林的朋友，不久就转到反对派一方去了。在主教中，他几乎是唯一的支持北美洲殖民地的权利和英国不同政见者的权利的人。

1771年6月，富兰克林在特怀福德住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