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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面高岗的事情，高岗后来给中央送上了一份报告，要求有重点的发展农业合作社，毛泽东对这个报告有批示，对这个报告进行了热烈的赞扬。高岗向毛泽东送上《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强调要有重点地发展农业合作社。这个报告立即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亲笔写了批示：“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不久，中共中央专门印发了有关通知，要求把“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毛泽东加上了“片面地提出‘发家致富’的口号，是错误的”和“亦可试办少数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农庄”等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全国性的农业互助合作运动迅速发展。刘少奇是坚持新民主主义，认为主要矛盾是帝官封和人民的矛盾。但毛泽东在1952年6月的一个批示中说现在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不能再把资产阶级看作中间阶级。这时刘少奇就无法坚持自己的意见了，但刘少奇在有关文件中总是对资产阶级作了个限定，比如说反对“不法资产阶级”，反对“违背共同纲领的资产阶级”，总是想把具体上某个资本家个人，不是想笼统的。这反映出他们有一定的差异。

在这种状况下，中央政府要制定新的税制，因为社会在改变。当时薄一波是财政部长，新的税制按照新民主主义政策的精神，就是劳资平等，公私平等。那就是国营企业和私营企业要同等纳税，待遇一样。对于一样，毛泽东非常不满，非常愤怒。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说：“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和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后来，毛就撤销了薄一波财政部长的职务，并且在1953年5月，对中央政府的领导工作做了重大调整。把政务院的二十个部中的八个重要的部划归国家计委领导，当时国家计委和政务院是平行的。高岗已经被调来当国家计委主任，把这八个部划出了政务院。

1953年6月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使生产资料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并且对前一段党内人士提出的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进行了公开批评。这个会议标志着否定了新民主主义模式的选择，中国现代化走上了计划经济一大二公的模式。

农村在1951年就开始了合作组的运动，包括毛泽东对山西的批示，对老区合作化运动的批示，要求不断提高合作化的级别。但在农村搞这个改革，就造成了农村经济的波动，引起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1953年发出了《关于减缩农业生产和互助合作五年计划的指示》，提出要缩减农业合作社。当时主管农业的邓子恢是比较了解农村状况的，他就主张要尽量减低，刘少奇是支持邓子恢了。

随后中共中央就连续发了几份文件，叫反冒进，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做了大量的工作，多次批评急躁冒进情绪，甚至给###的草稿中都说，现在提出一般的反对剥削是不妥当的，允许私人工商业的存在，就会有剥削，农村也应该有一部分的雇工。

这一年的9月，反冒进的运动基本结束了。合作社取消了，农民的情绪也稳定了，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发展。但就在10月，毛泽东对邓子恢的反冒进整顿非常不满，所以就两次同农村工作部谈话，提出严厉批评，他认为管农村工作的人是对此作了严厉批评。他提出办合作社要有控制数字摊派下去，不能搞大的就搞中的、小的；能搞大的就要搞大的，甚至可以三四百户一社。“纠正急躁冒进”是一股风，“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方面的工作是“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所谓“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他明确提出到明年秋收前合作社要发展到3万2千多个，到1957年可发展到70多万个，甚至一百多万个，“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在这种精神指导下，“反冒进”成果付诸东流，农村又兴起“摊派”式的合作化“运动”，农业再度出现某种程度的混乱。面对这种情况，中央农村工作部于1955年春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对当前的农村形势作了认真的分析，提出对农业合作社今后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