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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里也写到梁思成先生在1957年写的那些话：拆城墙、城楼就像挖我的肉剥我的皮！写完这书之后，我也真实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所以我有些不敢进二环之内的老城区了，因为到处都在拆。昨天我应邀去西安驻京办事处，在新街口那里。之前，我还犹豫去不去呢，因为我知道那儿正在拆。最后还是去了，挺难过的。

城记：北京旧城改造五十年（2）

怎么说呢？这种痛苦并不是我王军个人的思古之幽情所致，因为这样的拆除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是可以通过数字计算出来的。事实上，这种拆除并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发生根本性的改善，请问大家现在的生活方便了么？就城市交通和空气质量而言，是更多的不便与不安了。我记得我读大学时，海淀区的白颐路绿化得多好！没那么多小汽车，靠公共交通就解决问题了。

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用公共交通来解决问题，把道路面积的大部分拿给公共交通用，少部分拿给小汽车用，他们的交通就不堵啦。我们要是这样做，白颐路的那些树都可以留下来，多美啊！

但现在整个城市拆出的那么宽的马路，在高峰时段几乎都被小汽车淤死了。这个城市在一种高密度的建筑环境下居然想用小汽车来解决交通问题，这样的模式在全世界也没有成功过。用这样一种方式把老北京肢解了，代价是什么？我今天就要问一下这个问题，我相信以后我的孩子——他们那代人还会来追问这个问题。

我是个记者，《城记》这本书我理解它是个长篇的报道。这篇报道说，新中国定都北京之后，有两个读书人提出了一个保护老北京、建设新北京、新旧城市分开以使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方案，后来这个方案没有被采纳，这两个人的命运因此而被改变，这个城市的命运因此也被改变。城墙、牌楼等大量珍贵的建筑因此被拆掉，甚至故宫都差点被拆掉。

这本书主要就谈这么个事情，我就完成这么一个报道。这里边有很多我对当事人的采访，还有一些档案的整理。我这书里全是有根有据的东西，包括梁思成的工作笔记和私人日记，还有他在“文革”期间被迫写下的交待材料。

我想今天这个话题先从我个人的经验谈起，我作为一个记者，为什么一下子走到历史中去了？

小时候我在贵州，喜欢画画，就画天安门。来到北京看天安门的人，都会拍张照片。但仔细一看，问题就出来了。（大屏幕显示天安门东侧建筑景观）你看故宫的东面，这一块，是学术界争论最大的，北京饭店东楼，盖的那个高，这是“文革”期间盖起来的。后来大家都拼命向北京饭店东楼看齐，于是故宫的东面，王府井那一带完全形成了一道混凝土屏障，势压故宫啊。整个儿把故宫比小了。这是北京城很大的一个矛盾。

北京城就这样变化着——老的被推倒，新的起来了。大量人口被迁往郊区，老人往往是最不幸的，一旦离开了这个城市，一旦没有了周围的朋友，他们怎么过呢？他们没有那么好的适应能力。被拆迁的老人离开城市，到郊区以后，周围没有好朋友了，非常抑郁，健康受到很大影响，有的人在拆迁之后不久就去世了。

长安街一百二十米宽，几乎是世界上最宽阔的大街了，但它居然经常被堵成停车场，这是为什么？这么宽的马路，如同平躺的墙，使步行者难以穿行，街道逛不起来，商气也就没了。

（大屏幕显示宣武区观音院过街楼被拆除情形）这是北京城区内惟一一个古代过街楼，1998年北京市文物部门说把它异地保护，最后竟是用推土机直接铲掉。

看到这些事情，我始终在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就想到梁思成、林徽因，他们该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一对，可因为北京城又是最痛苦的一对。他们为什么痛苦呢？他们的痛苦就是从这个方案开始的。这是1949年年底苏联专家提出的方案。在这之前政府已经在酝酿把新北京摆在五棵松那个地方，利用日伪形成的新北京的基础，把中央的行政区摆在那里。我最近在北京市档案馆查阅了一批档案，看到当时讲得很清楚，中共中央就在新市区了，政府委托梁思成做新市区的方案了。

后来苏联专家来了，就把这个事情改变了。他们认为应该以北京旧城为基础进行改造。莫斯科在上世纪30年代初的时候也搞过一个规划设计的国际招标，也有把老城、新城分开的设想，但斯大林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的东西很厉害。

当时苏联专家说要在长安街两侧进行建设，把中央行政区摆在这个位置。开会讨论时梁思成就表示了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