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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束星北在1943年给爱因斯坦写的那封英文信，可以有另一种解读。解读的关键在那个英文词“making　your　acquaintance”意思的理解。这有两个意思，查英文词典，一个是“相识”，还有一个是“深交、熟识”。束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开甲认为那句英文making　your　acquaintance的意思应是指“深交”，而并非简单的“认识”。上海理工大学的王伯年教授按《英华大辞典》和《汉英词典》对acquaintance有“相识”和“熟人”的两种解释，将那句话分别翻译成：“真遗憾，我至今还未有机会与你相识”和“真遗憾，我至尽还未有成为你熟人的机会”。如果是后者的话，意味着束与爱尚为达到“熟人”的程度。由这个一推断，就可能对了，尽管做过助手，但并不一定熟啊！到1943年还没熟识呢。没说谎啊！尽管如此，这位王伯年教授仍然认为，这并不能排除束曾短期内做过爱因斯坦的研究助手。

有意思的是，愿意相信束的，从acquaintance这个词的细节，来替束辩护。但我们现在一联想刚才1928年的那个叙述，能不能马上提出一个反问，就是“熟识”的译法是说不过去的。回头看，想当年1928年8月的情形，爱因斯坦“热情地帮我弄到一个研究助手的职务”；而且，“我帮他查过资料，进行过计算，也帮他改过学生的卷子。而且爱因斯坦基本上是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只有我在帮他做点事情”。难道不熟识吗？以后再看到这样的事情，得以这样的分析头脑去把它像剥葱头一样层层剥开，那样或许你能成为一个很好的史学家。

第三，据一些老校友和同事回忆，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就分别从别人那里听说，束星北是曾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是唯一与爱因斯坦共过事的中国人。但又有口述者在采访程开甲时提出疑问，问他束在40年代有没有可能就编造自己曾做过爱因斯坦的助手呢？束星北的学生程开甲回答，绝不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另外，还有一个理由，是设问，不是实证。这个事情最早的质疑者许良英推论，如果当年束星北真的作过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为什么不在履历表中填写，而要“故意隐瞒”这段“光荣历史”呢？没有道理啊。

大家看，历史就是以这样复杂、多元、多角、多侧面、立体、超乎我们想象、纷繁、错乱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面对历史我们是不是真的有点儿无所适从了？哪怕是刚刚发生或是刚刚过去不久的事情。在座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还可以联想，您长到这个岁数，肯定在单位遇到过很多事，比如曾经有人在您面前说“某某某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您听了以后的第一反应是怒不可遏，还是说我冷静下来核实一下再说？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形？如果你去核实，那个人会告诉你，这话不是我说的，我可没这么说你，是谁谁说的。就又复杂了！如果你要跟那个人打架，一定要追本溯源，你怒气冲天地找他，“你为什么这么说我”，那个人也许会说，你冤枉我了，我才不会那么说呢。对吧？这样的事情可能现在依然在我们的身边天天发生着。如果我们从历史的层面认识这个之后，假如说我们再听到某个同事跟我说某某说你坏话了，咱就甭言语了吧。如果是谎言，不攻自破；如果是真的，你觉得你做人正派，那就让时间去证明吧。何必非要为自己去讨一个说法呢？有些事情，你既然觉得已经说它无用了，就由它去吧。我们听朱向前讲解读毛主席诗词的时候不是也提到，在向毛主席汇报林彪要叛逃的时候，毛说的那句话，“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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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历史真实看“戏说”与“正说”（9）

关注细节，可能会把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历史的判断给否定了。这里还有两个简单的例子。

一个是我前不久看某本书的时候一滑就过了的，我竟忘了书名，太可惜了。关于“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历史事件。当看到任何书中对此描述的时候，我们可能想象自己年轻的时候也热血沸腾过。“五四”学生游行，最后“火烧赵家楼”。说到游行学生领袖的时候，常会提及一位叫傅斯年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著名学者。在描述历史的衔接上，常常是这样的，至少我看到傅斯年展览馆的介绍是这样讲的，说傅斯年是当年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然后文字就跳到“五四”运动和“火烧赵家楼”。如果我们把这两者联系起来，“五四”学生运动的领袖傅斯年跟当年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一起去火烧了赵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