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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华尔敦的被捕，使得与之有联系的左联外围刊物《文艺新闻》主持人也遭被捕。

这时已办完护照，正准备到苏联去留学的蔡叔厚得知华尔敦被捕，立即主动放弃去苏联深造的机会，留下来协助处理此事。他通过一个外国记者，马上通知陆久之等人，迅速撤离情报机构。为安全起见，他把绍敦电机公司改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并把公司迁到福煦路417号（今延安中路379号）。一切安排妥贴后，他才离开上海去南京，找到当年的留日同学汤恩伯，要他为自己作担保。

汤恩伯当时在国民党军事机关供职，刚露头角。听了蔡叔厚编造的一套情况后，考虑到自己的切身利益（汤恩伯曾把一部分款子交给蔡叔厚，作为对绍敦公司的投资，是绍敦公司的后台老板），所以他亲自出面为蔡叔厚作担保，平息了此事。

华尔敦后来在宋庆龄等人的多方营救下，终于被释放。虽然自被捕后他未说过一个字，国民党当局抓不到他任何把柄，但他还是被驱逐出境。共产国际的情报机构由此遭到重创。

东京的情报机构关闭后，陆久之发动一切关系，与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攀上了交情。许世英很赏识他的才干，留他在大使馆内做高级专员。

利用工作的便利，陆久之依然为党奔忙。他总是把一些日本军国主义的重要动态和国民党政府对日政策的动向，通过专门的渠道，向党汇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的发动者之一张学良将军因为这一举措而洗涮了多年蒙在他身上的羞耻。人们从此不再叫他“不抵抗将军”。而他为促成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努力一直为历史所铭记。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中国对日宣战后，陆久之带着妻子儿女随许世英大使一道返回祖国。说来也巧，当年去日本时，女儿陆蓓莉刚满一周岁，而回国时，儿子陆博雅正好也是一周岁。

第三卷完

一：有心办报

由于陆久之有留学日本的资历和善于交际，一回国就被借调到军统控制的“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站。这个研究所由王芄生领导，专门负责搜集敌伪情报。陆久之凭借他丰富的经验，利用着国民党对他的信任，不时地把一些情报送给共产党。

1938年，上海已沦为“孤岛”。陆久之以国民党“重庆特派员”的特殊身份神出鬼没于“孤岛”。

一天，他从南京路外滩的华懋饭店（今和平饭店）出来，一辆汽车嘎然停在他面前，车内走出一位日本高级军官，他友好地向陆久之打着招呼。

“许久不见了，陆先生，你好吗？”

陆久之定睛一看，此人原来是他早稻田大学的相识，名叫冲野亦男。陆久之看见冲野军服上的官阶是海军大佐，他意识到这人会对他的工作有所帮助，所以他满脸堆笑，也用日语说道：“久违久违，冲野先生！”

两人彼此寒暄了一番，冲野不解地问道：“现在正是你们留日学生大有作为之时，恕我直言，阁下为何不到南京去做官呢？”

陆久之淡淡地回答说：“我无意求官，却有心办报。”

“办报？”冲野的眉毛一挑，似有所动。当时侵华日军在上海出版了一份《新申报》，但声名狼藉，无人要看。

“是啊！”陆久之仿佛看穿了他的心事，故意补充道，“中日战争是不幸的战争，由于彼此不了解，闹到兵戎相见，因此要多做亲善工作，而办报纸正好可以增进相互的了解。”

冲野亦男觉得陆久之的话简直说到他心坎上来了，他忙问办报需要什么条件。

陆久之伸出两个手指头：“一要钱，二要人。”

冲野点点头，要了陆久之的名片后说：“陆先生，今天我有点事，这办报的事我改日再同你详谈。”然后两人便分了手。

二：一仆三主

冲野并没有食言，几天后他会同日本海军部及驻沪武官处的木村重、大川时太郎等人与陆久之具体商谈办报事项。他们商定由日本海军部出钱，陆久之出面，共同办一份宣传“中日亲善”的报纸。

日本人的如意算盘，正中陆久之的下怀。在向地下党负责人刘少文汇报并征得同意后，陆久之便忙乎起来。不久之后，一份由日本海军部出钱，打着美商密勒氏招牌的《华美晨报》在上海出版。

陆久之自任社长，当时被聘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