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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兵变之前，清朝统治阶级目睹日本在江华条约签订之后对朝鲜的侵略不断加强，深感自己对朝鲜的封建宗主权受到了威胁。壬午兵变后，中国国内泛起了主战论调，促使清政府对朝解采取积极措施。在强调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方面，曾出现了数种方案。有的主张废除国王，把朝鲜半岛变为清朝的一个县，有的主张向朝鲜派出常驻的高级官吏，掌握朝鲜政治、军事的实权。最后清朝决定仍保留朝鲜王朝，并加强对朝鲜政和外交的干涉。于是，袁世凯等人指挥的军队在朝鲜长期驻扎下来，并训练朝鲜的军队。

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济物浦条约》签订后不久，1882年10月，清政府与朝鲜订立《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代表中国封建阶权利商人利益，向朝鲜取得领事裁判权，开放边境四个地方通商，在朝鲜游历及采办土货等权利。这个章程促进了中国和朝鲜的贸易关系，沉重的打击了日本在朝鲜贸易中的垄断地位。但是，这个章程的政治意义更大于经济意义：根据章程第一条的规定，清政府派陈树棠为商务委具驻扎朝鲜，照料本国商民兼负与领事类似的职务。这个职务使他能够暗中左右朝鲜内政外交。其后，李鸿章又应朝鲜国王之请，派前驻天津的德领事穆麟德及马建常往朝鲜，襄理商务，兼办外交，从此，中国对朝鲜的统治势力日增。

尤其值得注意的，在《中朝水陆贸易章程》序文中，一开始就说：“朝鲜久列藩封”。又说：“此次所定‘水陆贸易章程’，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各与国均沾之列。”这是中朝宗藩关系第一次在条约上予以明白的确定，其意义是对抗美日勾结否认中国与朝鲜宗藩关系的阴谋。

而日本也不甘示弱，继《济物浦条约》之后，又与朝鲜订立“通商章程”。日本运用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手段，加强控制朝鲜。最毒辣的是采取政治攻势，以支持朝自安独立、自强之类的甜言蜜语，培养亲日派，促使脱离中国投靠日本的活动。

英国和俄国这时在中东地区竞争激烈，无暇顾及朝鲜。双方都惟恐朝鲜落入敌手，威胁自己在远东和中国的利益。因而，两国都宁愿暂时维持朝鲜从属于中国的现状。特别是英国，他为了打击俄国在远东的发展，尤其是为了防止俄国摄取朝鲜，英国极愿意中国保持朝鲜的“宗主权”。

壬午兵变前后，清朝政府的行动创造了许多为中朝传统关系前所末见的新事例。兵变时，中国派兵代朝鲜戡乱，兵变后仍驻军朝鲜，都是前所未有的。显然的，在壬午兵变后，清政府表现对朝鲜采取积极行动的趋向。在这个时期，李鸿章曾对英使巴夏礼说，中国与朝鲜的特殊关系，决非安南，琉球可比，日本如来攻朝鲜，中国必出兵相助。这个保卫宗藩关系决心的宣示，表明中日在朝鲜的竞争趋于尖锐化。

明成皇后12（2）

中日两国在《济物浦条约》后日趋激烈的竞争，在朝鲜政府中立刻起了影响。朝鲜统治阶级分裂为两大派，倚赖中日两国的势力从事政权的角逐。朝鲜统治集团中亲日派势力这时结成所谓“开化派”，以金玉均、朴泳孝为领导，受日本侵略者的鼓励，欲脱离中国“自主”。纠集洪英植，徐光范，徐载弼等人，在“独立”“开化”的口号下，从事排清运动，企图建立亲日政权。开化派中的领导人物金玉均，是个年过三十血气正盛的青年，怀抱着断然改革政治的理想。在“开化派”人的活动下，朝鲜派留学生到日本留学。日本顾问多人，在

赞助“改革”，教练军事的名义下，相继来到朝鲜。建立了亲日派的武装——新军前后两营。日本政府首脑人物，积极支持朝鲜“改革”，日本的银行甚至支付一大笔款项，用于在汉城办报纸，训练朝鲜军队和实现一般“改革”的需要。但是，“开化党”的活动和日本的扩张遭到很大困难。清政府这时已经加强了在朝鲜的势力，闵妃集团成为“亲清派”守旧党，以闵泳翊、闵台镐、金允植等为领导，依赖清廷的势力，掌握政权，与中国驻军营务处吴长庆、袁世凯等相结托。

这两派势力的斗争，初期是亲清派占优势。当时中国在朝鲜的驻军有庆军六营的三千人，比日本使馆的驻兵实力雄厚得多，把整个京城都控制了。袁世凯是一向持积极政策的，排斥开化派不遗余力，他替朝鲜训练的亲军左右两营，成为亲清派的武装。

但是到了1884年，中法越南战争爆发，国际形势有利于日本向朝解扩张，日本政府一面和法国美国勾结，一面召见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授烈乘机侵夺朝鲜的密旨。竹添于这一年十月底到达汉城，积极与亲日派策划政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