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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以苛严的标尺刻意追求它的完整性和规范化，刻意追求它的韵律和声调，致使它的局限性越来越严重。它被素养高超的艺术家们雕琢得太精巧，使它难于随俗，不易变通。”如今，昆曲自救之途中，余秋雨认为较为成功的一法是折子戏，既然观众对昆腔的过于冗长的整体结构和过于缓慢的行进节奏已经厌烦，那就截取其中一些精彩片断出来招待观众吧。听起来，戏曲之道与文章之道殊途同归。

余氏文风，有其不同凡响之处。《笛声何处》为十二年前的旧文重修，行文风格上自然流露岁月的痕迹。从《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一路走来，余氏文风的长短，论者无数，有人厌烦，有人执着，更有人心生莫名的感慨。原来，书和人都不是三言两语讲得清的明白事，才好玩。苏东坡说：“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秋雨自称最推崇苏东坡，当然，推崇只是推崇。

《笛声何处》一书不过数万字，设计上，一半是文，一半是图，倒也精致，只是恐怕会落人以“注水书”的口实。文字中有好几处实在罗嗦，看时禁不住想删去。通读一遍，竟随手勾出几个错字，可恼。

《笛声何处》，余秋雨著，古吴轩出版社2004年5月版，元。　。　想看书来

余秋雨新瓶装旧酒，近日出版《笛声何处》

文/李怀宇

记得余秋雨四十初度时，出版学术著作《艺术创造工程》，扉页自题：“只有不完满的人才是健全的人，只有创建中的人生才是响亮的人生，只有探索着的艺术才是壮阔的艺术，只要还有创造的余地，就有无限的可能，无限的前程。”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此话暗合他十几年来走过的路。写完那部著作，余秋雨开始散文创作，《文化苦旅》石破天惊，而后每一部新作产生，文坛随即哗声一片。笑也好，骂也罢，都非余秋雨所能左右，他能掌握的，不过是自己手中一支笔。

好像是余秋雨自己说过要封笔，此话只能一笑置之。现如今还不是推出新书《笛声何处》？说是新书，其实是旧作重新整理。十二年前，余秋雨应《联合报》之邀，在台北中央图书馆发表了一次有关昆曲的演讲。演讲之余，还与白先勇作了一次有关昆曲之美的长篇对谈，发表于《中国时报》。那是余秋雨第一次到台湾，《文化苦旅》还没有在台湾出版，因此余秋雨留给台湾的第一印象是一个昆曲研究者。此番《笛声何处》的出版，是余秋雨把十二年前在台湾的演讲和有关篇什整理成册，意在捕捉昆曲的笛声。

昆曲对现代人而言，颇为陌生。然而，按余秋雨的说法：“昆曲曾经让中华民族痴迷了两个多世纪。大致说来，整个十七世纪和整个十八世纪，也即明代万历年间至清代乾嘉之交，基本上属于昆曲世纪。不仅中国戏剧史上没有其他一个剧种能与之比肩，而且即使在整个中国艺术史上也很难找到更多这样的现象。”

昆曲被称作“百戏之祖”、“中国戏曲活化石”，演唱、表演、服饰、道具、乐器都有严谨的准则，后来崛起的戏曲，包括京剧，均深受其影响。当年风靡之时，从皇亲国戚、士大夫到平民百姓，都为之倾倒。每逢中秋，苏州的虎丘曲会，从早到晚，吸引来自各地的文人雅士、曲家、老百姓到千人石上唱曲，盛况更胜今天的流行歌曲大赛。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世界上共有19个文化活动和口述文化表现形式被首批授予。昆曲艺术便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

余秋雨的朋友之中，白先勇对昆曲的痴爱，当世少有，他在《我的昆曲之旅》中说：“昆曲是最能表现中国传统美学抒情、写意、象征、诗化的一种艺术，能够把歌、舞、诗、戏糅合成那样精致优美的一种表演形式，在别的表演艺术里，我还没有看到过，包括西方的歌剧芭蕾，歌剧有歌无舞，芭蕾有舞无歌，终究有点缺憾。昆曲却能以最简单朴素的舞台，表现出最繁复的情感意象来。试看看张继青表演《寻梦》一折中的‘忒忒令’，一把扇子就扇活了满台的花花草草，这是象征艺术最高的境界，也是昆曲最厉害的地方。二十世纪的中国人，心灵上总难免有一种文化的飘落感，因为我们的文化传统在这个世纪被连根拔起，伤得不轻。昆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一种戏剧艺术，曾经有过如此辉煌的历史，我们实在应该爱惜它，保护它，使它的艺术生命延续下去，为下个世纪中华文化全面复兴留一枚火种。”余秋雨则在《笛声何处》中说：“一个民族的艺术精神常常深潜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