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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最喜欢的一个派系是政治科学系（政学系——译者），其成员都是些具有现代思想的专家治国论者（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其中许多人在美国或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说英语，并立志要使他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人很突出：孙科和宋子文。身为辛亥革命之父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另拉一批自己人马的个人欲望。虽然他是立法院的院长（英国人称主席），但他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言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待遇，他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他也是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他敢于大胆直言他的想法。但是，委员长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招他喜欢。

不幸的是，人们常常把宋子文当作另一个该受指责的国民党人与孔祥熙相提并论，可是实际上他们两人有着很大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大财，但他与他的姐夫不同，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主义发的家，同时为国家创造了财富，为数以万计的人创造了就业机会。

最使国民党声名狼藉的是它的军队。富家子弟花一大笔钱就能逃过兵役，这些钱落入了那些出卖免役名额的官员的腰包。

而年纪相同的穷人子弟则被抓丁队强迫抓去，捆在一起，拉去当兵，有的新征士兵在到达指定的部队之前就丧了命。怀特和雅各比列举了一些有关中国派驻缅甸部队的可怕的数字。

有一支部队在500英里的行进中，损失了30％的兵力，而在那些被认为比较强壮一些的幸存者中，有15％被一位美国大夫诊断为肺结核。除了结核病之外，痢疾、疟疾、疥疮、脚气和寄生虫病，连同斑疹伤寒和流感，又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绝大多数病员得不到医疗照顾。一般说来，一个师平均只有一位中国医师。但是，这里却没有西方军队中一种主要的疾病——性病，这可能是因为士兵的身体太虚弱；因而无力去寻花问柳，或者即使有能力，也因为太穷而付不起钱。

起初的情况就够糟糕的了，随着通货膨胀的势头增猛，形势更是急转直下，1939年秋，埃里克·周带着少校的荣誉军衔在军事委员会当过一阵翻译。

他每月的工资是60块中国货币。而当时一双鞋都卖到了80元，到1943年，一双鞋的价格大约在900到1200元之间，而少校的工资却一分未长。

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山西省的“模范省长”阎锡山树立了一个大家不愿学习或无法学习的榜样。

1939年（根据他的回忆录），他带领300000军队开进了山西省的西部山区。“那里几乎是不毛之地。当地人极端贫穷……”。1940年6月，他开始实行一种以实物形式增收农业税的制度，并在军队、公务员和学校教师中间推行食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定量供应制。

至少在他所管辖地区里，军队能吃饱肚子。1941年夏，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学习这种做法，但是一心只想满足私欲的国民党军官仍然只顾中饱私囊。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也有体恤士兵的好名声，他描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他去一个地方，当地长官正在那里欢迎他的到来，当地人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他们向冯玉祥恳求说：

他们的孩子（有八、九百人）被征入伍，正在去训练营地的路上。但是地方长官却让这些新入伍的士兵在出发前把棉袄制服脱下来。当地人喊道：“这么冷的天，他们会冻死的！”冯玉祥为他们作主，干预了这件事，最后，地方长官派人带着棉袄制服去追赶两小时前出发的新兵队伍。

冯玉祥接着还提到了下面这件事：

第二天，我去视察驻扎在白市驿的军队。那里的团长给我看士兵的点名册。我发现上周还是满员的，但是现在每个营都少了三、四十人。我问他这其中的原因，这个团长回答说：“新兵从家里出来时，一路上没有吃的。一到这里，他们就猛吃猛喝，结果把自己撑死了”。但实际上，他们是被饿死的。

还有一次是在离重庆十五英里的沙坪坝，这位信奉基督的将军问一名团长他的伤病员都在哪儿。团长把他带到了几英里地以外的一个山村子里，那里有二十多个生病的士兵。

冯玉祥写道：

我进去后发现这些可怜的年轻人都在发烧。他们躺在拆下来当床用的门板上，身下垫着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