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第2/4 页)

。

吴怀尧：目前，无论是出版界还是网络，历史题材的作品都非常受欢迎，有些作者还成功跻身中国作家富豪榜，但严肃厚重的作品似乎并不多见。作为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考古文学作家，是什么触动您从敦煌石窟到汉墓，从定陵到秦兵马俑坑，从大国衰荣到沧桑历史，去写这一段被掩蔽了的历史岁月和尘封了的峥嵘人物？

岳南：引发我创作热情的是自己对这个题材感兴趣，有一种天生表述的冲动和欲望，当真的沉下心来打开历史沉封的黄卷，以及观看历几千年而沉默地等待我到来的文物时，内心生发出一种亲近感、使命感与光荣感，认为自己该为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做点什么，为后世人类传承点什么，于是就开始一部接一部的写作起来。我这个说法不是对你说无中生有的大话、空话与套话，是真实地表达内心的情感。

人这种动物，有的时候内心确实会生发出一种使命感和对文化的敬畏与自豪感。当我为寻找秦始皇时代修建的长城，独自一人冒着酷寒在冬日的西部地区黄沙翻腾的野外奔波时，望着起伏的沟壑与无垠的大漠戈壁，心中会生出许多感慨。

记得上世纪初，瑞典的探险家与地理学家斯文·赫定到罗布泊探险之时，说过这样一句话：“来了，看了，征服了。”他说这个话不是指对文化与地理的征服，是指对一只看不见的企图蓄意掩蔽历史与文化之手的抗争与征服。就在这次探险中，斯文·赫定发现了迷失千年的楼兰古城，这一发现震惊了世界。

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如果从1990年采访定陵地下宫殿考古发掘队队长赵其昌并与其夫人杨仕合作撰写《风雪定陵》开始，到现在已是18个年头，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与读者的关注以及整个社会的关怀是分不开的，其中包括海外的出版商与读者。

敬佩白卷英雄张铁生，为获爱情写出成名作

吴怀尧：现在回头梳理下，你的文学启蒙是来自家教还是来自社会，抑或是来自身边的师友？你目前的写作在美学上的追求与你当初的文学启蒙是否一致？

岳南：我的整个学生时代，生逢乱世，当时中国已取消了通过考试继续到大学读书这一方式，主要靠阶级成分的外衣由掌权者推荐上大学，也就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打洞”的时代。　。　想看书来

岳南：大师之后再无大师（11）

谈到文学启蒙，家教有一点，更大的应该是齐鲁之地厚重的文化积淀的原因，我们村尽管偏僻一点，但有些老头老太太能口述中国历史小说，比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水浒》、《西游》、《七侠五义》甚至一般人不太了解的《矿山英雄传》等等，还有一些民间传奇故事。我自小有听别人讲故事的嗜好，也就是家乡说的“把瞎话儿”。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断断续续听了一些“瞎话”。

记得有一年冬天，每天晚上吃过饭都到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家里听她讲古书，这个老太太我喊她叫舅妈妈，人很慈祥，很能说，我一边听一边帮她扒棉花桃子——秋后不开的棉桃，采到家中扒开再亮晒——结果一个冬天下来，一部《隋唐演义》加半部《矿山英雄传》就听完了，现在我所知道的隋唐历史人物与故事，大多是从她那里来的。类似这样的民间“把瞎话”，对我后来舞文弄墨并当这个空头文学家起了相当大的启蒙作用。

不过，当时毕竟还是一个学生，从小学到高中，老师的传教当然是最令我受益的。好像一种天意，我上学的时代，遇到的语文老师都特别有水平，有几位后来还成为省内外颇有影响的作家，如我在中学时候的王良瑛老师，后来到了山东省作协，并一度出任过《山东文学》主编，也就是前一段时间写“鬼词”的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兼任的那个位子。当然，二者是不可相提并论的，王良瑛老师曾以长篇小说《野色》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地位。这些小学与中学的老师传授给我的知识，是后来能够搞点文学创作的基础和最基本的条件。

还有一些课外书和文章，都成为滋养我文学创作的一个部分。比如说1973年，辽宁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下乡知识青年张铁生，他在参加当年6月份全国高等学校招生文化考试时，几乎交了白卷，语文38分，理化6分。他自知录取无望，便将事先准备好的一封信抄录在理化考卷的背面交了上去。这封信被发现后，他作为“白卷英雄”轰动全国，一时成为大红大紫的风云人物。《人民日报》曾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转载了这封信，全国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