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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慌慌张张地往病房跑，想赶在他们转走之前告诉他们搬运的办法。病房的护士告诉我：“一早就走了，和来住院时一样，也是她哥哥背她下的楼，反正没用医院的救护车，那得花多少钱！”

我赶紧又给结核病医院打电话，他们说，没有收到这么个病人。我一下就明白了，他们肯定是出了我们医院就回家了。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过，特别是农村病人，因为怕花钱经常自作主张地违反医嘱。我不断想到那女孩儿一次次趴在她哥哥背上的情景，我知道那个已经被结核菌掏空的脊椎危险了……

我在医院又干了一阵之后，正赶上医药代表行业出现，我跳了槽，很快拿到了超过医生两倍以上的工资。但每次报纸上登一次医疗事故，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个女孩儿。

离开医院快到一年的时候，同事转来了不少寄到那里的我的信，其中有一封是北京山区的。我觉得地名很熟，里边还有张照片，一看才发现就是那个被我误诊为“脊髓炎”的女孩儿。

她在信里告诉我回去之后也没接着治病，家里没那么多钱，后来真的走不了路了。

女孩儿长得挺好看，坐在那里像个正常人，估计婆家也是只知道腿有病，以为是身体弱，吃好了就能好起来，所以婚还是照样结了。

照片上的她穿戴整齐，披红挂彩的。她说，结婚之后腿就不行了，婆家对她还不错，给我写信也是为了再来北京治病，想快点好，因为得生孩子。

原来，从我们医院转出去之后，她哥哥就改变了主意，的确没去结核病医院，想拿着药回家吃能省钱。对于结核病的治疗，我们国家有一个叫做“监督服药”的独特医疗服务体系，就是专门有医生入户，眼看着结核病人把药吃下去。现在世界上结核病挺严重的，大有死灰复燃的意思，不是没有治疗药；而是因为病人不能坚持服药；使结核菌产生了耐药性。中国是结核控制较好的国家，就是靠这个“监督服药”的笨办法实现的。但女孩儿没能受益，她的家乡太偏远，没有医生过去监督，她自然是吃完了带回去的药就停药了，情况可想而知。

一次错误的使用激素、两次我指示下她被她哥哥背走，会在她的瘫痪中负多大的责任我也说不清，但是我是他们唯一求医过的人，唯一给他们医学提示的人，至少我没能遏制她的病情发展；她的瘫痪和我有关。

我马上给她回了信，但我不敢告诉她这种瘫痪很难恢复。脊柱骨头的破坏使脊髓失去支撑，已经受伤的脊髓还有多少希望已经很难说，就算有，至少也需要手术治疗，清除嵌入脊髓的骨折碎片，而那样的治疗费用对他们来说肯定是天价。

我给她寄去了1000元钱，先让她买点营养品，告诉她我现在已经调离医院了，等我以后找到了合适的医院再告诉他们。我知道这是假话、是托词和搪塞；但没有办法，我觉得只有假话和钱能帮她。

她的回信自然是千恩万谢，她说他们全家一年也就挣这么多钱，他们那儿的邮电所都没一次收过这么一大笔数目的钱。她的婆家因此对她另眼相待，因为居然有个城里的医生能那样对她。她的字写得很幼稚，话很实在，但越实在我心里越难受，她始终以为我是他们的救星呢。这种善良的误会是我误诊之后最大的心灵折磨……我那时就已经想好了，只要我还能挣钱我就会一直寄下去。这真不是高尚，我就是借用这种方式还债，要不然良心上过不去。

人的生命力真强，特别是农村人，她在瘫痪之后还是怀孕了，3年前生了个儿子。瘫痪的人生孩子在医学上能够解释，因为瘫痪并不一定影响生殖机能，只是瘫痪者的怀孕和生产要比正常女人艰难得多，因为她的肌肉、皮肤本来就失去了运动能力和感觉功能，现在还要多承担一个孩子，她根本不可能像正常人一样自己分娩。

她告诉我儿子出生之后她身体更不如从前了，但是婆婆给带儿子，她自己没有什么大碍，不过就是出不了家门。

有一次我和几个朋友去郊区旅游，就从她住的地方过。山坡上零零星星的石头房子非常破旧，当地人说可能马上就拆了改建旅游度假村。我的同事都说，真遗憾，那就没有原味儿了。我当时忍住没说什么，心里却对这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人充满了抵触。其实，以前我也会这么说，也喜欢欣赏一直保存的旧房子，和住在破房子里的当地人照相，满足自己的猎奇心理。那是因为我不知道那些作为风景的古朴和落后中，埋藏着多少生活的艰难。可能还有很多和她一样无奈于自己命运的女人毫无怨言地充当着风景，一想起她来，我就觉得自己是混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