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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领袖不是人人都能做的，有人享受这个过程，有人认为被领导更舒服。这是合理的。如果人人都是强势的领导型性格，我们将见到比现在多得多的喧哗与躁动，社会将因为无法分工而不能正常运转。但是，每个人在社会中总要扮演各种角色，各种“能力”的培养，就是要确保我们能够在需要的时候担得起这些任务。比如，当我上小学时在简陋的小喇叭广播站里念稿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日后我会站在学校的电视台演播室里、模拟联合国的讲台上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报告厅里。

童年更是科学性探究、创造性思维的启蒙时期。小时候的我，关于浩瀚的宇宙、苍茫的星尘，总是有很多问题。于是父母开明地决定给我买一台天文望远镜。从此我每天都对着星谱用想象在夜空中描绘一幅幅迷人的星图……之所以说是用“想象”，是因为北京那时的空气质量欠佳，加上我二年级开始就因为读书时间过长而近视，恶劣的观测环境导致我的观测十分失败。甚至有一次出现狮子座流星雨，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到郊区等待，其他人都看到了至少一次，只有狮子座的我一次都没见到。那时我还小，不懂得坚持就是胜利的道理，在客观的困难面前很快放弃了我的观测事业（由此很可能直接导致一位著名天文学家的陨灭，视力和空气污染要负主要责任——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保护视力和治理空气对我国的科技事业是多么的重要），只留下那台硕大的天文望远镜作为我快乐自由的童年时光的见证。

当然，在科学探究的路上我还是有成功的例子的。我五岁开始弹钢琴，乐感不错，在老师眼中又是一个思维活跃的家伙，于是当中央电视台“奇思妙想”节目征集名为“用废旧材料制作新型乐器”的一期节目的参赛选手时，学校就选中了我。我与另外两名同学，每个人独立设计一种乐器，准备到时共同完成一次合奏。我在双黄连口服液的小瓶里面分别装入不等量的水，将瓶子水平绑在一起，经过纠结的测音准、调水量的过程，终于制成了一件音准精确的小巧的吹奏乐器。不过麻烦事还有很多，首先水会不停挥发，因此即使我一时调好了，第二天也必须重新调。另外吹奏这个乐器对于肺活量不大的我来说很有难度，用力不足就会发出可笑的“嘘嘘”声，用力角度不对它就干脆不发声。而且为保证音与音之间的连贯性，我必须快速移动乐器，同时每个音之间都必须换气，否则在移动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杂音。不过最终，我们三个人在台上配合得很好，演出了一曲由管乐器、弦乐器、打击乐器合奏的《小星星》，并赢得了那场比赛。

六年级的时候我又参加了一个“北京市中小学生环境小论文征文比赛”，我申报了一个测定电池对环境污染的项目。具体过程有：将电池内容物埋入我家的花盆并每天测定植物的长势，在我母亲单位的实验室测定pH值，在街上采访行人对废旧电池的处理方法并作出统计……通过几个月的观察、实验、社会调查，我完成了一篇小论文参加比赛，并最终获得一等奖。这篇论文的写作过程不仅是一次对科学的探索，更是我第一次接触严谨的科学系统研究方法，第一次了解论文这种东西，第一次自主完成社会调查并从社会层面思考一个科学问题对社会的影响，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法。这些小小的探究过程在今天看来也许很幼稚，当初为创意冥思苦想的煎熬，灵机一动的狂喜，那些三分钟热度，那些随心所欲，那些执著，今天看来都是一个小孩子的一时兴起，并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但是也许就是这些小小的过程，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对我造成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我看万物都始终睁大惊奇的双眼，对万事都抱有好奇的童心，同时逐渐养成清晰严谨的思维习惯和学会系统中有创新的探究方法。

李峭寒　我信仰我心所向（3）

我开始学习英语是小学四年级，与大多数同学比这是一个很晚的开始。但是我一开始就很重视语音，每天早上一起床就会打开音响播放学校的课文朗读磁带。父亲的车里也常备一盘英文名著朗读磁带，这样每天早上的半个小时和在路上的时间都被充分利用了。我不一定在仔细地听，但是日久天长，相同的内容每天重复，那些内容我渐渐就可以脱口而出，语音语调也十分标准。这时就再换一盘磁带，这样我没有花费什么时间和精力就解决了语音和背诵，甚至英文写作的问题。因为当我背诵句子的时候，也就不知不觉中掌握了一个地道的用法并可以灵活运用这个句型，甚至单词也变得简单许多，当我精确地知道它怎么念的时候，拼写也就不是什么困难事了，我只需照读音自然拼出来，再多看几遍就可以精准地记住拼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