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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有词语的解释，有典故的介绍，有成语的运用，又蕴含着封建社会为人处世的道理。采用对仗的联语形式，不仅有助于记忆，也有助于学习吟诗作赋。

上面引述的一些成语典故，如中流砥柱、前车之鉴、坐井观天、兼听则明、口蜜腹剑、物极必反等等，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和诗词中都可以找到。

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毛泽东提出“耕三余一”的口号，这在《幼学》中为“三年耕而有一年之食，庶几遇荒有备”。“泥丸可以封函关”中的“泥丸”出现在毛泽东的七律《长征》中……“乌蒙磅礴走泥丸”。而“吴刚伐月中之桂”的神话典故，则出现在毛泽东的词作《蝶恋花·答李淑一》中：“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对《增广贤文》毛泽东也是熟悉的。“路遥知马力，事久见人心”、“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后人”、“三思而行，再思可矣”、“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等等，这些话或见于毛泽东的文章着述，或常出现于他的口头谈话中。　。　想看书来

第二章　毛泽东与四书五经（3）

总之，毛泽东对“六年孔夫子”的私塾生活中读枯燥难懂的儒家经典是非常反感的，但也正是这六年，使他学会了阅读、写文章，给他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毛泽东对《论语》烂熟于胸

今日中国，随着于丹教授《于丹〈论语〉心得》在大江南北的一纸风行，街头巷尾，男女老幼，大有“开口便谈《论语》”的势头。

儒家经典是国学的核心。儒家经典，按通常的说法，就是四书五经。而《论语》是四书之核心。所以，薄薄的三万来字的《论语》在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中国旧时代，在长达两千年的时期里，《论语》被指定为士子科举考试的“必考教材”，所以旧时代读书人从很小时就开始攻读背诵《论语》。

毛泽东出生时，正是清朝末年，那时科举还没有废除。他从8岁时开始，每天读的就是以《论语》为主的儒家经典。和今天的孩子比较而言，可以说青少年时代的毛泽东是“很早”就接触了“国学经典”，自然他的国学基础是非常深厚的了。

《论语》是一部记录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的汇编作品。因为这部核心的国学经典中，记录有孔子逝世后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的言行，所以其编撰者不可能是孔夫子。

那么，《论语》的编撰者到底是谁呢？历来有多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泛指孔子门人为编纂者。《汉书·艺文志》中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这是最早论及《论语》之编撰者的记载。

第二种说法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东汉郑玄说：“《论语》乃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定。”

第三种说法认为是子夏等人所撰。《论语崇爵谶》：“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

第四种说法认为是曾子之弟子所撰。持此议者为唐代大文学家柳宗元。他在《论语辩》中说：“孔子弟子，曾参最少，少孔子四十六岁。曾子老而死，是书记曾子之死，则去孔子也远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无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为之也。”

第五种说法认为是曾子、有子的弟子所撰。北宋理学家程颐说：“《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闵子弟子所撰。宋永享以《论语》对闵子称字不称名，认为《论语》出于闵氏弟子。

以上几种说法中，第四、五说常为近世学者所采纳。如当代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论语》“是有若、曾参的门人编纂的”。着名学者杨伯峻认为“由曾参的学生所编写”之说“很有道理”。

还有些学者认为《论语》既非一人所记，亦非一时辑成，在诸说理由并不充足的情况下，《论语》编撰者还是不具体确指为妥。

《论语》作为孔子言论之汇编，虽非一人所记，也非一时所成，但总体上能呈现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

现代着名学者朱自清先生说：“《论语》是孔子弟子们记的。这部书不但显示一个伟大的人格……孔子，并且让读者学习许多做学问做人的节目：如‘君子’、‘仁’、‘忠恕’等，如‘时习’、‘阙疑’、‘好古’、‘隅反’、‘择善’、‘困学’等，都是可以终身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