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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玉琐是里头沟三个疯子中最大的一个。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已陷入八路军武工队的游击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一天，日本鬼子从河洼向雨县城运送给养的汽车，在红通湾遭到了武工队的袭击，一辆军车被炸毁，三名日本人被炸死。

当天下午，日军从河洼出动了三十名士兵驾着一挺机枪突然包围了红土崖前头沟。五十多位村民被抓起来。玉琐是里头沟人。里头沟人全部躲入了煤窑，可是，玉琐那天正在前头沟老娘家玩，也被抓住了。日本鬼子要人们指出人群中的共产党员和武工队员，吓唬了半天没人吭气。

玉琐那年十六岁，看上去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鬼子揪出玉琐，指望从这个孩子身上问出底细。然而，玉琐什么也不知道。鬼子把秋后堆在村边的玉茭秸抱来，点着了，将玉琐推入火中逼玉琐说话。鬼子将他推入火中，他仗着自己手脚麻利，而且玉茭秸的火焰不算太列太毒，便机灵地爬出来。推了三次他三次从火里爬出来，第三次从火中爬出来时，吓昏过去了。日本人走了一个多月，玉琐疯了。

疯玉琐姓李。村里的年轻人只知道他叫疯玉琐而不知其姓，更不知他是怎么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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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玉琐自病了以后，除了吃喝睡觉之外，唯一的营干是捡公路上丢散的煤，捡野地里和路上的人蓄粪便。他每天挎一只大筐，从他家起头沿河南公路不论是炭块，还是马粪、人粪统统装入筐内。回了家将粪便捡出倒到门前的粪堆，将炭块和煤面则倒入院中的煤堆。

按说红土崖村遍地是煤，根本用不着捡煤块，可是玉琐捡煤的习惯是得疯病前养成，那时的煤窑归个人开，用煤需要花钱买，玉琐母亲教他捡煤省钱。母亲去世后，煤窑的煤不花钱按人头供应了，可是玉琐仍一如既往捡煤不止。

玉琐碰上了刘瑞芬。他能认得她。他冲这位丰润艳丽的女人笑笑。那笑，在刚一嚅动嘴角时还有一点鲜活多情的意味，然而，就在一刹那间便被一种机械的、呆滞的、鬼怪般的脸谱取代了。刘瑞芬从口袋里摸出二分钱，递给了玉琐。玉琐紧紧捏住那带着女性常用的雪花膏香味的二分钱硬币，站在公路上一动不动地站了半个时辰。

刘瑞芬推开那扇灰褐色大门。

院里静悄悄的。上学的上学去了，上地的上地去了。原来母亲趁人们不在赶快洗脚。解迎兰笑着说：“瑞妮，来的正好，快给我剪剪指甲。”

解迎兰那三寸小脚，除大拇指保持一定的原貌外，另四个脚趾都已经改变常态委屈地卷缩在脚掌下，自己想剪指甲，必须将腿弯曲成130度——150度，而且脚心还得向上，这种剪指甲功夫恐怕只有旧中国过来的裹脚妇女可以申报的专利吧。每剪一次指甲，解迎兰会受一场痛苦的煎熬，流一会酸痛的泪。这次，有女儿在，好了，可以荣幸地减少一次痛苦了。

刘瑞芬给母亲边剪指甲，边单刀直入说明来意，她问：“妈，家里的挂面还有没有啦？”

“你干什么？我也不知道还有没有。大概还有吧？”解迎兰有些拿不准。她不是当家人，吃喝穿戴是儿媳妇的事儿。解迎兰不但作不了主儿，连家有多少粮食，在哪放着也不知道。

“巧珍想吃挂面汤。我听说上个月清虎买了不少挂面，换给我一二斤就行。”

其实刘瑞芬早已掌握了情况。刘清虎有个河北安国的拜把子兄弟，上个月利用大队去石家庄拉配件和水泵的机会，刘清虎没花一分钱，偷偷拉了大队两吨煤，悄悄倒换回一千斤小麦，二十斤挂面，十斤花生米。

前几天，清虎才悄悄将粮食出手，一斤小麦卖到六毛五（比当时粮站供应的白面高出五毛三）。卖给了正急于给儿子娶媳妇缺白面的“红胡子”，那是百分之百的黑市价，也是百分之百的利润。这些情况张鸿远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后悄悄告诉了她，所以她是十分自信地来到娘家要挂面来了。

十一点钟，刘清虎回来了，一听说姐姐来换挂面，便说：“没有啦，姐，前几天山洼村我丈人家捎来二斤挂面，早吃完了。”清虎怕姐姐生气，便主动转移话题说：“姐，你说你守着个有挂面的人不去要，白来跑一趟，建英她姑父月月领挂面，你不去要点？你不好意思要，我姐夫不能去？我姐夫这人也太君子了，要点挂面又不是要饭，也不丢面子。”

刘瑞芬听到兄弟的话里带刺儿，心中不由动火。她那张丰润的脸庞耷拉下来说道：“你姐夫没有你本事大，一不会偷；二不会抢；三不会投机倒把倒买倒卖；四不会挖公家的墙角、贪污公家的财务。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