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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梁启超这段话，有的学者把它概括为“现代化”内容的三个阶梯：“第一步，科技进步；第二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第三步，科技进步＋政治改革＋思想解放”　。它大体上表明了中国近代历史前期（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发展过程，也表明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早期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认识过程，应该成为我们认识和评价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以及他们在历史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的较为客观的坐标。

近代知识分子与洋学堂的功过是非（1）

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兴西学”。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清王朝内部危机日益尖锐，外部又遭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加紧入侵，社会处于急剧动荡中。一部分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较为开明的官僚，要求革除弊政，抵御外来侵略，实行一定的改革措施。

他们把矛头首先指向禁锢思想、遏制人才的科举制度和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

科举制度本来对培养人才、选拔官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到明、清两代，把八股文与科举制结合起来，从而走进了死胡同。考试内容限制极严，只许围绕经书，“代圣贤立言”，甚至必须模仿孔、孟、程、朱等先贤的口气，不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发挥，写作形式规定极死，必须按八股文的“启、承、转、合”等框框行文，不得越雷池一步。久而久之，一大批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知识结构，乃至人生价值取向，都被禁锢在科举与八股范围内，扼杀了思想的生机和人才的成长。据书载，清道光年间，广东三水县有个叫陆云的书生，从儿时考科举，直到103岁才以举人身份入京应试，人的一生精力和追求，包括喜怒哀乐，都消耗在科举考场上。

针对科举弊病，早在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就曾指出，科举制度胜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日知录》卷十六“拟题”）。晚清思想家冯桂芬也表示：科举制“禁锢人生之心思才力”，“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另一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改科举”、“采西学”。维新派主要思想领袖康有为，甚至激昂慷慨地说：“中国之割地败兵也，非他为之，而八股致之也”，“推求本质，皆由科第不变致之也”。维新派另一位著名人物梁启超则具体指出科举制度的危害：“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通古今，不知五洲”。

再从学术风气方面看，清朝乾隆、嘉庆时代（1736—1820）考据之学风行于世，并形成盛极一时的考据学派。许多文人在清朝政府屡兴文字狱的高压和利诱下，不问世事，纷纷到古书中寻章摘句，从事训诂、校勘、辨伪、辑佚等工作。“终日在书本之内下功夫，使学术完全脱离了实际生活，眼光窄隘，思想闭塞，排挤了一切进步思想的发展”　。在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危难中，一些富于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对舍本求末、烦琐、空疏的考据学风，越来越不满，并给予愤怒的抨击，代之兴起了经世致用之学。著名知识分子龚自珍、魏源就是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世致用的主张者们认为，考据学“考证于不必考证之地”，使得“学术衰而人才坏”，“术愈精而人愈无用”　。主张“经世致用”，即学术要和经邦治国、治理世事联系起来，“贯经术、政事、文章于一体”　。梁启超在其《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经世致用做了更加通俗的解释：“抛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他们不是为做学问而做学问，而是为政治而做学问”。引导人们正视现实，揭露时弊，并建议朝廷“广贤路”、“整戎政”，强化清政府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对科举制度、考据学风弊病的揭露与批判，经世致用之学的兴起，为改革教育制度、开办新式学校，做了思想和舆论准备。

到19世纪6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官僚，如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发起“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曾国藩于1862年6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李鸿章也认为，要想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状况，“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当务之急”。他还对中国的某些状况，如“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视外国科学技术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不能学”等提出批评。左宗棠也指出传统文化遗产的弱点是“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