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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关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的这些看法，显得肤浅而偏激。然而，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许多人对西方社会情况和西方文化都缺乏深刻研究，而出现一片盲目乐观的情况下，辜氏的有些看法不乏警世作用，有些看法也还算得颇为深刻。辜氏由对东西方文明的片面看法，导致政治上保守，甚至保皇的结论，从认识论上说，是和他个人的生活经历与学习、研究东方文明的途径，有着直接关系。辜鸿铭长期在国外生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回国以后，一直生活和工作于上层社会，他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从书本上，而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特别是社会生活中造成的危害，没有切身感受。离开社会实际的调查，就书本谈书本，不能真正读懂书。在这个意义上说，辜鸿铭是个地地道道的书呆子。近代著名学者吴宓对辜氏的评价，很值得后人参考：

辜氏于中国旧日之道德文化，其坚深之信仰，是其卓见。于西方

之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痛斥不遗余力，且能以流畅犀利之英文

文笔表达之，是其特长。对国家世界，其功自不可没。然辜氏初非渊

“兼容并包”与思想自由（3）

博通达、深思明辨之学者，于中国之文化学术，及西方之思考精神，

均不能深窥底蕴。故其言论多武断而偏激。虽有真知卓见，亦系得之

偶然，而缺乏系统之创作及深厚之修养。其人之品性及行事亦多缺失。

傲睨一切，诙谐漫骂，放荡不恭，决非奉崇人文主义而苦心化世者所

宜出，决不是为今日中国及未来世界精神之师表。是故吾人之于辜氏，

毁之因属不当，而尊之亦不宜太过。辜氏譬如有用之兴奋剂，足以刺

激，使一种麻痹之人觉醒而非滋补培养之良药，使病者元气恢复，健

康增进也　。

兼容并包之例二：“国粹”刘师培。

北京大学的教员中，刘师培也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人物。首先，在政治上“历史复杂”而有污点。他于1884年出生于一个书香之家，1901年18岁时考中秀才，次年又考中举人，1903年进一步参加会试，未中。在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在他们的影响下投身革命，撰写《中国民族志》、《攘书》，并和林懈合著《中国民约精义》等书，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1904年担任《警钟日报》主笔，并成为以章太炎为思想领袖的光复会首批成员，自称“激烈派第一人”。《警钟日报》遭封禁前后，刘师培又参加“国学保存会”，是该会刊物《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的学术著作大多发表于此报，被视为“国粹派”领袖人物之一。1907年2月，刘师培东渡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同时又接受日本社会党人影响，思想转向无政府主义，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出《天义报》、《衡报》等刊物，宣传中国式的无政府主义。1908年，在革命派发动武装起义时期，刘师培变节，叛离同盟会，投入清政府两江总督端方幕下。辛亥革命以后，又投靠袁世凯，成为谋求袁世凯复辟称帝的“筹安会六君子”中的一员。1917年受聘于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任中国文学门教授。1919年1月，《国故》月刊社成立，刘为总编辑，对抗新文化运动潮流。同年8月，病逝。

刘师培在学术活动和学术思想上，也是一位十分复杂而矛盾的学者。他既是与章太炎齐名的国学大师，又是西方文化思想的积极传播者；既是国粹主义干将，又是激进的无政府主义先驱。1936年出版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收录刘师培一生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