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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知识和知识分子认识的根深蒂固的矛盾状态，使得他比较容易接受列宁和斯大林知识分子理论的消极方面，和以及后来形成的苏联文化模式。尽管他在实践中也做过若干勇敢的探索，如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和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等，但始终未能摆脱苏联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高度统一的文化模式。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不属于本书范围，这里仅就文化模式问题做些分析。

表现之一：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文化现象。民主革命时期，党的领袖们曾用“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四句话概括中国文化问题。它充分表明文化问题并不等同于政治，更不是阶级斗争的直接产物。文化现象是十分复杂的历史的社会的现象，它具有民本性、包容性、多样性等诸多特点。然而从列宁开始，由于激烈的革命斗争历史环境决定，他着重从政治的视角，从阶级斗争的视角，评论文化问题，提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两种文化”水火不容的观点，认为两种思想文化的斗争，随时可以由“批评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评”，“资产阶级明天就会利用今天在近视的人们看来只是‘理论上的分歧’的东西，来达到他们反革命的目的”130。到斯大林时期，则把文化现象与###、路线斗争、党内斗争紧紧联在一起，他有一句著名的话：“即使是最抽象的理论问题上的背离，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都具有政治意义”131。

文化现象“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这一观点在中国风靡一时，成为领导人认识和处理文化问题的“座右铭”。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就曾讲过：“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132。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1951年上演的电影《武训传》被上纲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许多人“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1953年批判学者梁漱溟，毛泽东带头称“梁漱溟反动透顶”，“是用笔杆子杀人”。1955年批判文化人胡风，则进一步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与胡风有关联的人则一起被打成“反革命集团”，胡风本人被判14年徒刑，阿垅、贾桂芳等也被判12年徒刑。此案直到1980年才平反。中央有关部门指出：“胡风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是一件“错案错判”。

正是沿着这样的思路，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态度愈来愈“左”，到“文革”前夕，竟然得出社会主义越深入，知识分子越反动的理论结论：“我们在解放以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现在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133。“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这一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

表现之二：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

斯大林长期以来以肃反手段解决思想文化问题，禁止言论自由，并使言论自由者首先失去人身自由，甚至肉体消灭。20世纪50年代前期，中国虽然吸取了斯大林的某些教训，如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化政策上的“二百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要以言定罪等等，但很快来个180°大转弯，在反右斗争中，对“右派分子”就实行“以言定罪”，并创造出“右派分子是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自我矛盾的政治概念。应当说，这些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国党和毛泽东主席始终坚持“以专政的手段解决文化问题”思想体系的必然结果。这些基本思想是：

苏联文化模式与社会主义中国（7）

（1）知识分子的影响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战场。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134。当年7月，又说：“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135。这里，毛泽东不仅认为“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重要内容，而且认为在“三大改造”之后，“思想战线”逐渐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