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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后，英国首相丘吉尔也称戴高乐为“大元帅”。从狱友们的戏称到他国首脑的尊称，靠的是戴高乐自身永不屈服的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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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战胜法国只花了15法郎（1）

法国作家博那尔在《夏尔·戴高乐》一书中，引用了一位法国人对德国人讲的一句话：“德国人赢得战争只花了15个法郎——戴高乐那本书的售价。”评价不免有些夸张，背后却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经济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社会中往往存在一种现象：各种事件以特定方式展开，使过程与制度变得僵化和不可改变，进而会对经济过程和经济制度产生影响，当外部条件改变时，依然难以改变那些顺应从前力量的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和旧技术。要想成功，就应该跳出这种“路径依赖”模式，以敏锐的思维认识事物，成为新事物的创造者。而法军高层的保守派就是患了“路径依赖”的病症，在二战初期断送了自己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坦克为代表的进攻性武器得到迅速发展，然而，取得这场战争胜利的法国却忽视了坦克给战争形态可能带来的革命性变化，仍执着于上一场战争胜利的经验，认为阵地战将是下一次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发动战争者将在坚固的阵地防御面前得不偿失。于是，法军采取了实行短期兵役制，教育军官不得采取主动、冒险的作战方式，减少一切与敌军进行机动战和遭遇战的可能，修建马其诺防线等等措施。这种思想还影响到了坦克的设计。法军要求坦克设计不考虑机动作战的要求，而强调其防护性能，结果法国生产的坦克都极为笨拙。

胜利者最容易保守！因为他们具有“路径依赖”心理，习惯于用已知经验和一度被证明有效的思维去认识事物，指导自己的行为。

然而，法军中还有一个人并不如此，这个人就是戴高乐。

从战俘营中走出来的戴高乐最强烈的心理感受是耻辱！更为重要的是他把个人的耻辱与国家的耻辱联系在一起。这个酷爱历史学的军人，从德国与法国的历史中预感到，现在被《凡尔赛和约》锁住的德国虎，只是在暂时休整。他特别赞同法国元帅福煦对时局的评价：“这不是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他知道德国迟早会复仇。为了让法国不再像普法战争那样遭受割疆裂土的失败耻辱，为了不让法国军人再成为德军战俘营的“客人”，法国必须时刻保持对德国的战略优势。

法国是一个大陆国家，缺乏天然的安全屏障，这就要求法国必须保持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可是，要想拥有一支数量较大的武装力量，前提是有充足的兵源。然而，在对20世纪20年代的法国人口进行调查分析后，戴高乐大吃一惊。他发现法国人口的下降速度大大快于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每年出生人口83万，而到20年代后期，年出生人口仅为62万。一个世纪前，法国人口占欧洲总人口的1/6，而此时则仅占欧洲总人口的1/16。

于是，他得出结论：在军队数量上，法国无法取得对德国的优势。数量上的劣势必须以武器装备和作战样式上的优势来弥补。于是，他提出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快速的、能突击的、数量少却质量精的军队。

为了使自己的新思想立得住脚，他到处进行考察与求证。他曾专门跑到总部调查法军建设的有关情况。通过调查，戴高乐发现法军中的保守思想远远比他想象的严重。法军最高统帅部根本不愿意吸取任何关于广泛和独立使用坦克的建议。戴高乐因此吃过几次闭门羹。法军还在执行1921年由贝当元帅主持制定的《作战条例》，这个条例明确规定：步兵是主要突击力量，在发起进攻前，由炮兵先进行射击，尔后坦克和飞机给予支援；坦克只是步兵的支援力量。

这个条例就是法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战术！

戴高乐心里非常着急，他不想再拖延自己新思想的实施，因为他认为战争迫在眉睫。这时，他已意识到，通过正常渠道让军方上层接受自己的思想简直太幼稚了，于是，他决定公开向社会发表自己的见解。

1933年5月10日，戴高乐在法国一本名叫《政治与议会评论》的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建立职业军》。他原本打算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军内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