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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自秦汉以来，这种老调子使得选拔人才的圈子，越来越狭隘，进取的机遇，越来越不公平。单向选择的结果，官员的质量越来越下降。所以，对于这种尊卑贵贱的等级制度，曹操是一个具有挑战精神的人。他一再发出命令，要求各部门不拘一格地擢用人才，哪怕像陈平盗嫂受金、不干不净、信誉不佳的人，像白起杀妻求信、母死不归、贪酷可疑的人，只要有本事，就要予以使用。

曹操从他早年任洛阳北部尉起，就反豪强，蔑权贵，表明了他对这种老调子的厌恶。“造五色棒，有犯禁者，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

后来，董卓窃权当国期间，曹操作为总策划，会盟十八路诸侯，组成###联军，理所当然，他应该统帅这支队伍。因为他不仅具有组织能力，还有相当的领导能力。但是在誓师大会上，袁绍却被公推为盟主，又一次使他对于龙生龙，凤生凤论调的质疑。他是说过，袁本初“四世三公，门多故吏，汉朝名相之裔”的言不由衷的话，实际上他是不相信像这类仗着老子娘的余荫，依赖先人光荣的子弟，既非武艺高强，更非韬略出众，能够指挥这次军事行动。可曹操不过试探的话一出口，那些诸侯都是血统论的拥护者，皆曰：“非本初不可！”于是，曹操不得不把领袖的位置，拱手让给袁绍，这一方面是他的顾全大局的高风亮节，另一方面也是十八路诸侯所持的门第等级观念，使他觉得自己的家世无法予以相敌。正是这种处于弱势地位的逆反心理，促使他一生在反抗这种等级观。

这场讨卓行动，由于袁绍无能，袁术作乱，遂以四分五裂告终。曹操气得直骂：“竖子不足为谋！”也是对这些没有真本事的名门子弟的彻底唾弃。他在《取士毋废偏短令》里强调：“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之所以特别强调唯才是用，不讲德，不讲资，也不讲出身和成分，是有他的针对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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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出身（2）

按他的意思，如果是老鼠的儿子，有打洞之长，也要起用。他的一生中，招降纳叛，不咎既往，大胆使用从敌对阵营投奔过来的文臣武将，不可胜数。譬如他对捉住的关羽，那样地隆重礼遇，恐怕此前此后的领导人，都很少有他这样的气魄。但另一方面，他在对付皇帝、贵族、豪强和士族的代表人物，则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打击。在《诛袁谭令》里声言：“敢哭之者，戮及妻子。”将袁绍、袁术这个名门望族，一点也不留情地斩尽杀绝。在《宣示孔融罪状令》里说：“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理，虽肆市朝，犹恨其晚。”从舆论上把这个大知识分子搞臭。在《赐死崔琰令》里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杀一儆百，也等于对整个士族集团的整体警告。一直到他临死前的建安二十三年，都城许昌发生一次由士族不满分子发起的###，他又疯狂地加以镇压，几乎夷灭了全城的豪贵。从而为他儿子接他的班扫清了障碍。

曹操对孔融、崔琰的耿耿于怀，除了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由于山东孔姓，河北崔姓是当时有影响的大士族。打击他们，等于打击这个阶层，也是对龙生龙，凤生凤这种老调子的否定。

但是，他绝没有想到，他的儿子曹丕上台后，强调门阀的九品中正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老调子重又弹起。因为等级的尊卑，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到了两晋、南北朝，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琅琊临沂王氏，陈国阳夏谢氏，以及山东崔氏，吴郡陆氏等，就凭他们的姓氏，便是财富的象征，政治的资本。甚至北朝的一些异族君主，都想通过与华族的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夷狄身份。直到隋唐，门阀之风才渐渐式微。刘禹锡的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便是一曲没落户终结的挽歌了。

但也不禁奇怪的是，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本求平等的目标，忽然在一个时期内，又被阶级出身以定高低的“血统论”代替，红黑五类之分，也曾甚嚣尘上。由此不难看到，古老的已成历史垃圾的幽灵，常常于不期然中，会被人重新捡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