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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建安文人，可能是中国较早从绝对附庸地位摆脱出来，以文学生存的一群作家。他们追求自由不羁，企慕放任自然，赞成浪漫随意，主张积极人生，并对礼教充满叛逆精神，成为中国非正统文人的一种样本。鲁迅先生认为这种文学态度，可以用“尚通脱”三字来概括。到了魏晋南北朝，由阮籍，嵇康，陆机，潘岳，陶渊明，谢灵运，一脉相承，“通脱”则更加发扬光大，一时成为文学发展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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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安文学的主帅（2）

然而，文学的每一步，总是要付出不大不小的代价。因为任何新的尝试，总是要打破过去的格局，失掉原有的平衡，必定引起旧秩序维护者的反扑。倘若探索实验，一旦越出了文学的范围以外，被视作离经叛道，逾轨出格的话，就要以文人的脑袋作抵押品了。

“建安七子”，孔融是死在曹操手下的。有一个，被曹操送到采石场去劳动改造的，那就是刘桢。还有一个不属七子之列的杨修，也是曹操杀掉的，至于文学新秀祢衡，虽然不是曹操杀的，但事实上是他用借刀计让黄祖杀的。

曹操作为文学家，写诗是一把好手，作为政治家，杀作家也是一把好手。但掉脑袋的这三位，也有其不大肯安生而惹祸的缘由。孔融的地位相当高，曾任北海相，到许都后，担任过将作大匠，也就是建设部长，这还不是曹操主要嫉恨的。由于他和曹操总过不去，经常发难，加之是孔子后代的号召力，成为士族豪门的代表和知识分子的领袖。他的府邸已成为反曹操的各种人物聚合的“裴多菲俱乐部”。这时就不管你的文章写得多好，和儿时让梨的美德了，对不起，找了一个叫路粹的文人，作家中的败类，还不俯拾即是，写了封密告信，检举孔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大逆不道，宜极重诛”。书奏，下狱弃市。

杨修的职务要差一点了，在曹操的指挥部里，只当了个行军主簿，大概相当于参谋，而且不是作战参谋，连行军口令还从别人嘴里听说，显然是闲差了。所以杀他不像杀孔融那样颇费周章，扰乱军心四个字，就推出去斩首。《三国演义》说是曹操嫉妒杨修的捷才，生了杀心。其实，由于杨修不安生，介入政治，成为曹植的嫡系党羽，出谋划策，卷入了宫廷接班人的夺权斗争之中，而且许多臭主意，都被曹操拆穿了，才要把他除掉的。

老实说，文学家玩政治，和政治家玩文学，都有点票友性质，是不能正式登场的。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像曹操这样全才全能的政治家兼文学家呢？因此，他的一生，既没有出过政治家玩文学玩不好的闹剧，也没有出过文学家玩政治玩不好把小命搭上的悲剧。所以，鲁迅先生说：“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就看曹操对付那个自视甚高的刘桢，就可知道文学家永远不是政治家的对手。他把刘桢送去劳改的理由，就在于这位文学家崇尚“通脱”，到了过头的地步，也是不怎么安生，越出了文学的范围，才惹祸上身的。有一次，曹丕在私邸宴请他的这些文学朋友，也就是建安七子中的几位。当时，大家酒也喝得多了些，言语也随便，曹丕的夫人甄氏是位闻名的美人，可能有人提出来想一睹芳容，也许正是刘桢的主意。

《三国志》裴注引《文士传》中讲述了这段插曲，说道：“刘桢辞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为诸公子所亲爱。其后，太子尝请诸文学，酒酣坐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咸伏，而桢独平视，太祖闻之，乃收桢，减死输作。”就因为看了一眼皇太子妃的“通脱”和不在乎，对不起，关进劳改营去采石了。

过了一些日子，“武帝至尚方观作者，见桢匡坐，正色磨石。武帝问曰：‘石如何？’桢因得喻己自理，跪而对曰：‘石出荆山悬崖之巅，外有五色之章，内含卞氏之珍，磨之不加莹，雕之不增文，禀气坚贞，受之自然，顾其理，枉屈纡绕而不得申。’帝顾左右大笑，即日赦之。”（《世说新语》）看来，这篇即席吟诵的《琢石赋》，把文学家的曹操打动了，当场把他释放。看来，这该是最早的大墙文学了。张贤亮和丛维熙两位先生，常为自己是否大墙文学之父之叔争论不休，其实，大墙文学之祖，这位刘桢先生倒是当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