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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履”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势力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也仍旧是骨子里的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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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另一面（2）

正如文坛上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仨瓜俩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难免就要暴露出来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毛主席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革命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燃，就主动地张开臂膀，拥抱糖弹，迎接袭击了。

就像《西游记》里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庄招亲一样，“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宵做个娇客”。刘皇叔到东吴做驸马爷去了。周公瑾这一“羁縻”谋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诸葛亮，也看出刘备这个编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对赵云作了锦囊妙计的巧安排，我们这位刘皇叔，在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