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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听众的好奇之心，可见中国人是多么津津有味地爱听这些玄虚荒诞了。其实这正表明了中国人被统治者愚弄得闭塞、无知、狭隘、局限的结果。由于长期的封建统治，加之礼教束缚的双重桎梏，老百姓在物质上是被压迫榨取，任人鱼肉，在精神上是被思想禁锢，精神压迫。尤其孔孟之道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的教诲，人们最终都成为循规蹈矩的，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的顺民。

因为这样，每个人的精神视野和想象空间，是极其有限的，而现实之严酷和动辄获咎的恐惧，也使良民们唯有安分守己，战战兢兢。于是在说书场中听这遥远的一切，也就是最大的寄托了。

所以，在中国，小说又叫作传奇，道理也许就在这里。

诸葛亮六擒六纵，孟获始终不买这个账，总是在释放以后，又卷土重来。如果说按马谡所见：“南蛮恃其地远山险，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叛。”所以他建议诸葛亮，对付蛮荒夷域的化外之民，光靠武力征服，只能奏一时之效。而要彻底使其膺服，他建议：“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

当然，一个正确的理论付诸实践。还有一个过程，不是人人都能说到并能做到。生活中有许多这样屠格涅夫笔下罗亭式的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人物，鲁迅先生一辈子深恶痛绝这些人。所以，他在遗嘱里告诫儿子，千万不要做这种空头理论家，和空头文学家。而文学界此等人还特别“茂盛”，夸夸其谈，全在唬功，嘴上把式，作品稀松；要不就贩卖洋货，乱甩名词，人云亦云，狗屁不通，甚至连马谡这两下子也没有。现在来看马谡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不能因其最后失守街亭，而非其言也。

诸葛亮自然认同这个道理，因此才六擒而六纵之，要以他的道德感召力，降服其心。

明代奇人，一代文宗李卓吾先生，在评点《三国演义》这部小说时，评到这里也捺不住性子，对诸葛亮有微言了。他说：“孟获却也顽皮，孔明却也耐心，想欲借此消闲过日乎？不然，何不惮烦一至此也！”诸葛亮本来派一个魏延用疑兵计，就吓得孟获不敢轻易挑衅。如此兴师动众，耗时耗力，人们不禁想，诸葛亮花如许兵力和时间，去与孟获作这种战争游戏。一位脸皮厚，输了不服输，放走了再来，一位也太愿意做戏，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演。这种反复，究竟有多大的意义，是值得推敲的。

对于拥兵百万，武将如云，粮秣丰足，雄踞中原的曹操来说，在当时，算是绝对的超级大国，具有足够的军事力量，使得边远部落臣服，轻易不敢启衅。北攻乌桓，是力取。挥师千里，乘胜追击，不容敌人有稍许喘息之时。而诸葛亮的西蜀，北有魏国存虎视眈眈之意，东有孙吴怀觊觎窥测之心，因此，他不可能长期地把相当一部分军力，被牵制在蛮夷之域，从而影响他的北进计划。所以，这次南征，不仅是简单的手术刀式的行动，以制止后院起火。而是一次彻底解决问题的战争，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使得在未来北上作战，无暇旁骛时，南疆不再需他分心。诸葛亮南征孟获，用马谡计，是智取。或擒或纵，或诱或间，使其既屈于武力，又膺服于心攻，这无疑是正确策略。

因为武力，可以征服一时，不能持久，败者总是要设法反抗的。只有真正的心悦诚服，才能出现较长时间的平稳和平静的局面。所以，诸葛亮不惮其烦地降服孟获，也是求相安无事，有一个平静而不骚扰的周边环境，建立缓冲地带，无后顾之忧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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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卓吾的非议（2）

但是，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的蜀国，公元222年夷陵大战，蜀败；223年刘备死，阿斗继位。短暂的休养生息，国力稍有恢复，诸葛亮就主张南征。这种杀鸡偏用牛刀之举，是否明智，真有大可怀疑之处。他从225年的3月起，对孟获捉捉放放，耗时费力，一直打到年底，才回到成都。这就等于苹果挂在树上，还未达到成熟程度就摘，未免操之过急了。可惜诸葛亮急于图功，227年又动干戈，出兵汉中。所以，他主持下的蜀国政权，只有战争，没有建设，事隔一千多年以后的今天来看，诸葛亮是个伟人，但也有其不能令人敬服的伟人缺点，那就是感情用事，固执己见，过于自信，罔顾实际。

人们不禁问，相对于蜀来说，孟获充其量，草寇而已，值得诸葛亮率师亲征吗？值得六擒六纵去做什么战争攻心试验么？

因为每次俘获了孟获，都是连同主帅到士兵统统予以遣返释放。所以，孟获的有生力量，并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