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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很明显，那些胜利地削除群雄、横扫六合、统御全局的创业者，经过历史长期的层层汰洗、苛刻选择，终于被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登上了龙廷宝座。当时，他们风华正茂，因缘际会，风虎云龙，主动权在握，有尽多的驰骋天地，具备了大展其才的条件；而到了筹谋立嗣继统事宜时，则往往处于“英雄迟暮”之秋，濒临行将谢幕的窘迫处境，时不我与，被动应付，选择余地很小，而变数却很大，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还会有种种棘手问题横置其间，因而，必然会大伤脑筋，难于措置。

在“家天下”、世袭制的国家体制下，一切封建帝王，尤其是开国皇帝，对于继统问题无不极端重视，都把它看做是立国之基、社稷之本。当取得皇位之后，他们所昼夜焦虑、刻刻在念的，便是自身的统治权如何巩固，这一家一姓的帝统又如何得以顺利地传承下去。　而随着统治权力的日趋巩固和高度集中，王位继承问题便愈发成为封建专制制度下“悠悠万事，唯此为大”的核心问题。

应该说，对于继统问题，朱元璋还是绸缪甚早的。还在做吴王时，他就确立了嫡长子朱标为世子；位登九五之后，随即册封为皇太子。鉴于太子朱标生性仁和，温文雅驯，老皇帝朱元璋认为，立国之初，国事繁剧，边防多事，朝廷中掌控要津者都是开国元勋，很怕他驾驭不了，因而多次想要更换太子，但朝臣们都以“违反古制，恐致祸乱”为由，极力加以反对。

所谓“古制”，肇源于封建王位的世袭制，内容主要是指“皇位嫡长子继承制”，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持朝廷与社稷的稳定。具体内容，《春秋·公羊传》概括为十四个字：“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按照汉代学者何休的解释：“嫡”谓嫡正夫人（皇后）所生之子，尊贵无匹，故按年齿长幼来安排；“子”谓一般妃子所生之子，位有贵贱，又考虑到会有同日而生的情况，因此，以地位（贵）为权衡标准。就是说，在皇后与妃嫔所生的诸子中，皇后所生之嫡子具有优先的继承地位；而在皇后所生的诸嫡子中，长子又具有优先继承权。

朱元璋尽管是刚愎自用、率意孤行的一代枭雄，但在这一事实上而不是学理上的难以逾越的“礼制”的障碍面前，为了避免众多皇子为争夺帝位而兄弟阋墙，互相仇杀，也只好打消更立太子的主意。为此，他及时地采取了补救的措施：为了便于朱标驾驭全局，他用尽权谋，剪除群雄，诛戮功高震主、权倾朝野的开国功臣，即所谓“削光带剌的手杖”。可是，天意不遂人愿。一切收拾停当，偏偏朱标又病死了。这样，便再次面临着由谁来继统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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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皇帝的难题（2）

老皇帝的本意，是想借此机会更立皇后所生的四子燕王朱棣为太子，因为他的个性与风格与自己相似，勇武有谋，坚忍、果断，又战功卓著。但是，由于朱棣不得人心，大臣们便以“虽嫡非长”为由，极力加以抵制。他们说，如果立燕王为太子，那将置同为皇后所生的次子、三子于何地？怎能令国人心服？而立皇太孙，名正言顺，前朝多有先例，可以确保江山永固，上下心悦诚服。老皇帝尽管并不完全称心如愿，但碍于“古制”，也只好曲意认同。结果呢？十分不妙，最终酿成了兵权在握的叔叔朱棣夺取侄子朱允炆皇位的“靖难之役”。

实际上，纵览两千余年封建王朝的历史，存在类似烦恼、遇到这种难题的，又何止朱元璋一个人，可以说，那些开基创业的帝王，在交班与继统的问题上，没有谁不是大伤脑筋，颇感棘手的。

说的远一点，像战国时期的赵武灵王。这是一个很有作为的君主，锐意改革，胡服骑射，一直得到后人称赞。他在位二十七年，初立长子章为太子，后来娶了宠姬吴娃，生下了少子何，便把太子章废掉，进而又把王位让给了少子何，是为赵惠文王，自己做了太上皇，住在沙丘的行宫。少子何即位之后，心怀怨怼的长子章不甘心北面称臣，便起兵发动叛乱，兵败之后，逃到沙丘宫他的父亲这里来避难。太上皇很同情他的处境，不忍心看着他惨遭屠戮，便开门加以接纳，把他保护了起来。岂料，追兵闯进沙丘宫，穷搜不舍，到底还是把他抓住、杀掉了。他们害怕日后受到追究，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把太上皇也就地囚禁起来，不供给任何食物。太上皇饿到极处，只好在园林中探寻鸟巢，取卵、捉雏充饥，终致饿死宫中。

再比如，隋王朝的建立者杨坚。隋文帝平定江南，统一中国，结束了自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以来长达四百年的南北对峙、分裂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再度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