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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入《商报》，恢复其极为醉心的新闻事业，再作记者，自称为“余正式任报馆工作第二期之开始”。但“数月后，觉邝、陈诸人，思想太陈旧，对编辑方针不了解，颇苦之”。

翌年，《商报》基础渐立，销行日广。陈布雷与两潘（公展、更生）夙夜孜孜，以充实内容、改革版面为事。每周撰评论五篇，星期日撰短评一篇。星期日社论栏改刊《每周大事述评》，由潘公展执笔。陈布雷谦谓：“余自以学识寡陋，深自韬匿。社交宴会，不常出席，即同业之间，亦鲜过从，故沪上报界，罕有知《商报》编辑部何人主持者”。与上次在《天铎报》时期与报界、文化界人士多有往还，且喜向人请教，大不相同。但因与《中华新报》旬日笔战，以文字结交张季鸾。于右任办《民立报》时期，张季鸾任日文编译，未以文章与国人相见，当初尚不知名；但有才气、富活力，亟思自创局面，有所表现。经数年之奔走筹备，卒创办《中华新报》。编辑部有谈善吾、杨尘因及旧《民信报》一部分人。张季鸾擅口才、广交游，与政治舞台人物，多有接触，于国内外时局形势极了解，故其论评，时有独到处。张因读《商报》与《中华新报》反复辩难的文章，许为论坛寂寞中突起的异军。转辗询问，始知布雷之真名。陈布雷“某日特往访，自此遂订交焉”。此后张北上办《大公报》，与陈友情益沣。《中华新报》报龄约十年，以营业不振，1924年民十三年冬宣告停刊。吴稚晖所著《脞客座谈话》先在该报连载，后即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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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军阀争主权（1）

倒军阀，争主权，陈畏垒倡“全民革命”

上海当时各报评论未有署名制。《商报》原决定不署名，因执笔者虽为个人，而文字内容则代表整个报社意见，故采各国报纸新制，评论不署名。在其时中国报界，则为新创。社会不察，以为《商报》无社论专人，无自撰之社评，于是《商报》不得已，亦署名以从俗。陈布雷乃以“畏垒”署名，自1923年（民国十二年）初始。

1924年（民国十三年），《商报》出版已满三年，渐有声誉。陈布雷说：“余等益奋发自爱，公展、更生诸君，皆事繁酬菲，而每日到社未尝稍懈，同人相处之和洽，精神之愉快积极，在望平街中为仅见。余是时撰社论渐觉纯熟，自信心亦加强，于政治外渐涉及文化、社会、国际时事及工商诸问题。读者常有投书慰勉并寄文稿者，而一般知识分子及青年对《商报》尤爱护倍至，每值新年增刊，一经去函征文，无不应者，益信耕耘必有收获也。”是年齐、卢战起。《商报》立场，鲜明的反对曹锟贿选。第一版全版用大号字排印，下印曹锟照片，称之为“捐班总统”。对齐、卢之战，袒浙抑苏。卢永祥一蹶不振，孙传芳引兵入浙，《商报》又一贯反孙。在政治立场上，《商报》与广州国民党遥相呼应，如出一辙。曹锟被逐，段祺瑞入京为执政，北京政局，似一时颇有澄清之现象，陈布雷与报社同仁，咸感兴奋，对执政府措施，时时著论，以善意而严正之词评之。是年7月，陈布雷在《商报》本埠新闻栏论评激烈，被工部局控告而受审于会审公廨，几受缧绁之灾，卒以克威律师之辩护，罚金了事。同受审者，有《中华新报》及《民国日报》。

病逝后的孙中山1925年（民国十四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病逝北京。《商报》著论哀悼。上海《时事新报》同日有论评，竟谓“中山先生之精神，早于与陈炯明决裂时死去，今不过形骸逝去而已”。陈布雷大为不满，次日著“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以反应。《时事新报》无词以答。《时事新报》之前身为《时事报》，创刊于民元前五年（光绪卅三年，公元1907年）12月，后与《舆论日报》合并，改名《舆论时报》。1911年4月，改称《时事新报》。初为维新派机关报；入民国后一变而为进步党机关报，常有反对国民党的言论；北伐后该报又投入新财团之怀抱，立场不一贯。抗战时迁渝出版，胜利后复员上海。上海解放，停刊。

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商报》每日撰论指引各界行动，监督政府交涉。首先主张缩小对象，俾罢工工人，生活不生困难；继于交涉中主张以惩凶及保障为第一任务，应拒绝接受赔偿金。因此，交涉使许秋帆竟不敢遽然接受英方75000元之支票。

当时陈布雷的四弟陈训慈正在宁波效实中学任教，兼顾老家家务，陈布雷给他四弟写家信时，也透露了他的一腔爱国之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