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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而妾如欲解除与家长的关系，前期尚需“不得已之事由”，后期则得以自由脱离，无须诉请法院。但家长若要甩掉妾，仍须列举理由。妾因判决脱离关系而生活困难者，男方纵无过失，亦应给与相当之赡养费。

此时，名流携妾出入公共场所并非罕事，甚至出现妻守于内而妾出于外者。在称呼及家仪上，也显示妻妾之间的升沉对比。一般仍称正妻为大太太，妾按纳入时间顺序称“二太太”，“三太太”等，而更多的场合已皆称夫人或太太，仅冠姓以区别。家谱也发生了变化，往往记有妾的名字、籍贯和父名。江苏《？陵王氏宗谱》中三房分支十八世王？目下曰：“侧室钱氏辉寓，生民国癸丑二年。”嫡庶子亦按长幼排序，并未按该谱《凡例》嫡先庶后的原则；同谱二房分支十九世王炳生条载：“侧室苏州闯（阊）门内杜氏”，二十世金坤条下有：侧室“苏州北街赵氏女”等。妻妾共居家庭变化更快。当时，“在类似上海的大都会中，民居公寓化，少有能供众多妻妾共居的大宅院，作为替代方式，一些家庭往往租几套公寓，比如某男有四妾，就将二妾安置于甲公寓，另二妾安置于乙公寓。这样在经济上较借一大宅院更便宜。但是，在这类妻妾别居的家庭中，妻妾也并非不相往来的，她们几乎每日相互往来，或一周一次，或一月一次，于正夫人所住的本宅会餐，……”妻妾别居对于夫妻妾三方来说，肯定更为方便，即使妻还想监视或行使“女君”的权力就很难了。由于在家庭关系中，丈夫宠妾多于宠妻，妻失去法律上居高临下的地位之后，妻妾间的严格家礼多被废除，操持家计的妾更多了，妻甚至会沦为被凌虐的一方。

直到民国前期，中国仍未形成强大的反蓄妾社会舆论。从《时务报》到《清议报》，都未有一篇反对蓄妾的文章。在变法派看来，不缠足是关乎保种的大事，兴女学是强国之要道，然而从未将禁蓄妾作为要事。据梁启超给夫人信，他和同仁曾创“一夫一妻世界会”，但至今未找到更直接的史料，至少可以说，相对于缠足来说，他们未大加宣传，这当然有难以获得广泛赞同的原因，但也说明变法派对于娶妾，态度就暧昧多了。即便是革命党，对于娶妾态度都相当暧昧。在日本的革命党颇有娶妾的。湘人陈范以苏报案亡命横浜，携来二妾湘芬、信芳，秋瑾极力劝其离异，并劝同乡学生予以捐助，才使她们脱离陈。入民国后，虽然女权思想宣传日盛，民国前有杜亚泉的《论蓄妾》，民国后有单锍元的《中国禁止纳妾之方法》，范百海的《提倡一夫一妻制与论娶妾之害》，陈东原《中国婚姻制度与习尚之沿革及其相随的弊害》等文，但最著名的文化名人未参与，未引起震撼社会的效应，更不必谈移风易俗的作用了。即便是反对蓄妾的文章，也多从男子本位论述。坚决反对蓄妾的主要是妇女团体与妇女运动的代表人物。1912年广东女士欧佩芬说：“我女界今日一方面宜争参预政权，一方面宜力谋自治能力，双方并进，庶我女子克长享此幸福于勿替也。……一、妾之俗宜革也。……今愿我女界严申妾之律、约法之章，违者不齿，维人道而尊女权莫急于此者矣。”1922年2月20日，五个妇女团体在南京正式决议组织女子参政同盟会，4月8日，召开正式成立大会，通过十一条政纲，其第五条即“实行一夫一妻制度”。七月，以周敏为首的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创立“女权运动同盟”，其纲领中便有争取在刑法中加入“纳妾以重婚罪论”的条文。而这一斗争一直持续至南京政府时期。南京政府在正文中去除了关于妾的字样，但也没有明确禁止纳妾的条文。由于妇女团体的努力，在1935年修订刑法将只对妻适用的通奸罪名改为适用于配偶双方，故其后未得妻之许可的蓄妾被视为通奸，妻可以此作为提出离婚或分居的理由，但对丈夫并无任何惩罚规定，故不如说蓄妾成为合法的通奸。妾作为家属之一员的身份仍被司法解释承认，其权利与义务与前期大致相同，但由妾提出的关系解除较前容易，与妻有关的再婚时限与通奸罪也不再适用于妾。民国后期的法律规定更注重保护妻的权益，这固然由于女权运动的兴起，同时也说明由于妻妾身份差别远比清代模糊，妻妾地位对比已发生了某种变化。一直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其第二条便明书：“禁止重婚、纳妾。”两三年间，就将这一沿续数千年的恶习一扫而空。1950年婚姻法公布后，首先是禁绝新的纳妾行为。对于公布前已纳的妾，政府宣称“不告不理”，实际却是采取鼓励脱离关系的政策。1950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婚姻问题解答》也说：“人民政府采取严格的一夫一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