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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淳龙急匆匆地在电话中说：“刚听到了消息，省城里最近要闹运动，你和三哥以前的身份，到时候说不清楚，恐怕会受牵连，你们还是早做打算，或者到乡下避一避风头！”

话说解放后，张家老爷子年事已高，不久就安然寿终正寝。五十年代开始清算地主富农和资产阶级右派，石包城的张家大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波及。

但是考虑到张家当年支援过工农红军和抗日队伍，龙少爷可是凭了手中一把柳叶刀，亲手救了柳司令的性命，因此柳宝胜特别关照了省政府的人，递了“条子”，不要为难张家人。

张淳龙也是个机灵有心眼儿的，很积极地就把田庄和财产都上缴了人民政府，又贡献出了家中祖传的一本中医药方。那时候兰州正好要新建一所中成药制药厂，龙少爷凭着柳司令的一张“条子”，进了中药厂做科研技师，大小也是个科室主任之类的头目。

果然，从那一年起，国家动乱了，十年浩劫拉开了帷幕。

校园里开始张贴各式各样的大字报，学生也都不再上课，每天准点来学校报到，就是搞各种五花八门的运动和批斗。

受人尊敬的知识分子，摇身一变都成了“臭老九”，教授们一个个定性为资产阶级右派，被拉下了讲台，游街挨斗，甚至关进牛棚。

息教授在那一年提前跟学校打了报告，辞职“告老还乡”了，连带着将已经从工厂里退休、住在省城郊区的大掌柜也一起搬走。俩人丢弃了大件的家什，只带了细软之物，扛了行李坐上西去的长途车，出关进山。

野马山如今仍然是一座绿荫葱郁的山岭，只是不再有喧哗人气，不再见袅袅炊烟。

息栈与大掌柜在山脚下的沉梁峪村儿盖了一座茅草屋，与山民为伍，聊以为家。日子过得很是清苦，但是能保住人平安无事就好。

息栈心里清楚，男人已经六十多岁了，怎么禁得住折腾？赫赫有名的边关大土匪头子镇三关，这个身份若是被人揪出去，断然是要被游街示众，关进牛棚，或是送去青海劳改所，那还不得去掉半条命？

司令媳妇找了来，跟大掌柜说：“接到了北京来的电话，许大帅和刘副总还担心着你们俩呢！许大帅这两年也告病在家里休养，让我问你，当年写给你的那几张借据，你还留着没有？”

大掌柜眨眼愣神：“啥借据？”

红姑奶奶急得叫唤：“哎呦我说当家的，许茂璋当年管咱们绺子借枪借马借粮食的借据啊！！！”

“那都啥年月的事儿了，老子又不指望他还钱，借据早给烧了！”

“这么重要的救命的东西，你给烧啦？！！！”红姑奶奶气得就快要上脚踹人了。

息栈说：“没烧。当家的让我烧，我一直替他留着呢。”

息栈一向精细，什么破烂都喜欢攒着，念旧，舍不得丢。

尤其是借据这种东西，许茂璋和眼镜参谋欠了大掌柜的枪和粮，精明的“内当家”可还一直在帮自己男人算计着，有一天能连本带利地讨回来哩！

三张已经破旧发黄的字条，上边是暗淡模糊的钢笔字迹，分分明明地记载了一段往事：工农红军西路军第X军团军团长许茂璋，在民国二十五年和二十六年，分别向野马山大掌柜镇三关借枪若干支，借马若干匹，借口粮若干旦，一行几百个红匪军伙计，还在野马山绺子里白吃白住了二十天！

息栈依照许大帅的意思，将那三张借据复制了若干份，装裱在镜框里，挂到家中墙上；原件细细地收好，以备不时之需。还把刚解放那会子大掌柜得的什么“抗日英雄义勇军”的锦旗、奖状，挨个儿都挂上墙壁。

小山村里一共就来过几拨搞运动的人，人数不多，折腾一番也就走人了。这荒山野岭的，红卫兵们都吃不得这个苦，不爱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着。

一拨一拨的红小将，看到墙壁上署名许军团长和刘参谋名字的几张借据，面色十分惊悚，注视大掌柜的表情竟然有些嫉妒，似乎是想管大掌柜索要那两位爷的签名。

息栈那时候还搞不太清楚，大掌柜当年的那两个结拜义弟许茂璋和眼镜参谋，究竟做到了多大的官。

息栈一年就进几趟城，买些面粉和油料，尽量避免抛头露面。男人吃不到肉十分地抓狂，有一次趁息栈没注意，揣了一把长柄猎刀就进山了。

等到息栈急急慌慌地带着一帮村民，点起火把进山去寻人，却见大掌柜浑身溅透斑斑驳驳的猪血，用一根麻绳编缵的套索连拖带拽，拖了一头肥硕的野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