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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只有三个正式员工的衡州县驻深圳办事处里，唐光剑除了办好那些锁碎的相关事情外，其余的时间就花在了与外界的联系和著书立说上了。九十年代初的广东云集了国内许多一流的人才，他们除了日常工作中与外界保持某种联系外，还没忘记以毕业母校为单位的横向联系。至于什么学科什么专业并不重要，只要是同一母校的毕业生，他们都会相互照顾相互引荐。这种做法使很多刚到广东的学者有了依靠和信心。深圳为广东的改革最前沿，校友间的互动当然也很活跃。而在这些团队中，北大毕业的又比其他人多了一层优越感。像唐光剑这样既有北大文凭又有中央党校学位的人才就是珍贵品种了，所以他常被校友推为联络人，一些事由他出面去做，于是唐光剑又找到了一次实践的机会。渐渐地，他由过去的不主动与人交往变成了一个能成功地扮演主持人的角色。其实这也非偶然，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人都具备这个素质，而中央党校培养人的组织能力是无懈可击的。

在与外界的广泛交往中，唐光剑感到自己学到了很多的课本以外的知识，这些都是那穷县城机关里想都无法想象得到的。因此，唐光剑庆幸自己是被那一纸调令给救了，他要感谢那一纸调令。尽管那些官僚上级在签发调令时的动机是想把唐光剑这条有碍于他们仕途发展的大鱼赶出他们的地盘，但歪打正着，到深圳赴任给了唐光剑的才能一次大的发展机会。否则，唐光剑认为自己仍呆在那封闭的空间里只能学会勾心斗角拉帮结派尔虞我诈，一辈子的结局就是多了一个城府很深打着官腔的人民父母官，有时他一想起这些还真有点后怕。

真正给唐光剑带来大名气的还是他的那本专著《三大浪费》。这本发表于1991年底的近三十万字的理论书籍一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且一版再版。在这本书里，唐光剑详细道出了新中国建立后社会上存在的人才浪费、资源浪费和时间浪费现象。原以为书的出版会招来某些方面的阻力和非议，没想到书面世后各方面的反应还真不错，不少报刊还以不同方式介绍和评论了此书，有的还作了部分转摘。其实这本书唐光剑在读研究生时已拿出了初稿，而且他的导师看了之后甚感满意。可由于1989年的那场###，唐光剑认为书的发表有些困难，于是把书稿收了起来。直到去深圳，唐光剑又想起了它，便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所积累的经验又对原稿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整理和改动，然后才交出版社出版发行。就是这本书让唐光剑短时间里成了公众名人。

1992年，随着邓小平南巡的新闻播出后，广东省的经济又一次骤然升温。特别是房地产，一下子热得不着边际。在这股热浪中，唐光剑隐约感觉到了什么，心中不免异常兴奋起来。就像一场大战在等着他。

第一桩让唐光剑暴发的生意就是炒地皮。

1992年的惠州市是个奇迹，仿佛遍地都是黄金，只要你一弯腰就可以捡到财富。导致这种现象的发生既有政府行为，也有人为的大肆炒作。

唐光剑像一头看到食草动物的鳄鱼，正瞪着凶残的眼睛静静地躺在水中等待猎物送上门来。

机会很快找上门来。唐光剑的一位北大校友向他介绍了一个叫方力宏的男青年。方力宏说他手里有一块近两万平方米的空地想出手，每平米售价五百元。唐光剑当即和方力宏赶到惠州去实地考察。虽然那块地皮不在黄金地段且杂草丛生，但直觉告诉唐光剑，这块约四个足球场大的空地里蕴藏着巨大的财富，所以他二话没说就向方力宏答应接下这桩买卖。

可钱从哪来？五百元一平米，二万平方米就是一千万元！而当时的唐光剑除了近万元的稿费积蓄外，再也没有其他闲钱。唐光剑一时又没了主张。按方力宏提出的条件，一星期之内至少要交10％的订金，否则对方将另找买主。

情急之中，唐光剑猛地想到了自己的上级单位——衡州县政府。于是他一边请求方力宏稳住卖方单位，一边火速赶回衡阳，用那三寸不烂之舌将县长说动了心。唐光剑见火候已到，又将一个五千元的红包送给了这个姓吴的县长。吴县长收了唐光剑的好处，这才答应从县财政拔一百万给唐光剑。末了，吴县长郑重声明：此次炒卖地皮如果搞砸，后果由唐光剑一人承担，与县政府无任何干系。反之，赚了钱，县里按贷款利息收取。为了能交订金，唐光剑也顾不了这么多了，他郑重其事地在有关协议上签了字，就拿着现金支票直接去了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