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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商人来说，那里有人流，那里就有商机。而人气是随着皇帝跑的，皇帝喜欢去洛阳玩，大家也只能跟着他屁股后面亦步亦趋，谁也不能抗拒这个潮流大势，除非是自寻死路，又作别论。

皇帝把龙椅挪到那里，商人的店铺也跟着挪到那里。当初朱龙飞来开封府开店，本来就是冲着天子脚下生意好做而来到这里，如今皇帝搬迁到洛阳去了，开封府人流肯定随着皇帝撤离迅速下降，也就是说大多数商家无法继续在开封府混下去了。对于朱龙飞的碧溪堂来说，一向仰仗后梁朝廷建昌院给些活计，如果碧溪堂失去这个主顾，住后的日子收入肯定大打折扣。因此，即使后梁朝廷没有向碧溪堂发出强制搬迁的命令，朱龙飞的碧溪堂也会自动自觉跟着朱温的龙椅一起挪窝。

朱温在洛阳废掉唐朝末代皇帝李祝后，在开封府建都称帝，成立后梁帝国。在汴州设府开封，分封文武百官，定名东都。原唐首都洛阳改为西都，并颁发新朝正朔（年号），是为开平元年。

第二年，即开平二年，朱温觉得诸事不顺，特别是河东战事吃紧，梁兵与李克用的晋军相持不下，双方都陷入战争泥沼之中，欲罢不能。河东战事久拖不决，弄得梁朝内帑空空。朱温自觉运气不佳，霉可言邪。当时有方术士上书，认为开封府是个不祥之地，应该迁都洛阳。

由于他视为心腹大患的太原余孽李克用大猖獗了，闹得他寝食不安。出于战略上各种原因的考虑，朱温逐下令开封府的权贵富商随他一起迁都，重返唐朝洛阳旧都居住。（风水之说也够累人，搞得朱温一年两次搬家，来回折腾。）皇帝迁都，后梁权贵当然跟着搬家。行商坐贾，愚夫俗妇，照葫芦画瓢，起哄相随。朱龙飞也不能免俗，就把汴州的碧溪堂迁到洛阳皇城东街夫子庙附近。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后梁皇帝朱温在在开封府的龙椅还没捂热，又匆匆搬家，劳民伤财，当时很多人因此怨声载道，把朱温骂得狗血淋头。即使朱氏权贵内部，也很有些人反对迁都，对迁都这事颇有微词。

对于汴州开封府是否是个不祥之地，后世堪舆家也有些说法，比如后来北宋定都开封之后，国运一直不兴，受尽外族的欺侮，国土沦陷，丧权辱国，最后甚至被金国一窝端掉。事实胜于雄辨嘛，也不能怪这些方术士们胡说八道。

………【（七）千寻楼】………

朱龙飞雇了一个马帮，把开封府长安街碧溪堂一切动用家伙都搬到洛阳，连霸王山君也拉到洛阳饲养。一行人住进由朱龙飞师姐朱凤舞在皇城东街夫子庙附近经营的碧溪堂中。于是开封府长安街的碧溪堂和洛阳碧溪堂便合为一体，无分彼此。只是到底朱龙飞是头，还是朱凤舞是头？眼下还没有确定下来，但谁能赚大钱，谁有本事，谁就是龙头。这是江湖永恒不变的潜规则。朱龙飞和朱凤舞谁是老大，似乎用不着争。

洛阳皇城东街夫子庙是个喧哗和热闹地方，大小的酒楼和各种消遣乐坊、钱庄、商铺到处都是。小摊贩和江湖艺人凌乱的叫卖声音此起彼伏。

夫子庙前头还有一座千寻楼，这座酒楼跟开封府长安街的百尺楼大同小异，是个集酒搂、客栈、赌博、卖春、杂耍、弹唱和说书的综合休闲娱乐场所。说也奇怪，千寻楼最火红的生意不是酒搂，也不是倚门卖笑招揽哥们的怡红院，被人们挤得水泄不通的地方居然是说书场，生意好的跟字花赌场有得一拼。洛阳街坊们为了听评书先生演说《《东周列国记》和《三国志》，经常为一个座位争得头破血流。

开封府长安街的碧溪堂搬到洛阳开张贸易，是件大喜事，朱龙飞不免择日在千寻楼预订几桌酒席，邀请同行和四邻八舍，庆贺一番。

在千寻楼预订酒席宴请亲朋好友的人很多，即使朱龙飞愿意花钱，也没能订到独立的雅座，只能由千寻楼的掌柜朱自强安排在藏龙厅上摆酒请客。

此日，藏龙厅鱼龙混杂，除了朱龙飞他们之外，还有几伙在这里摆酒请客吃饭的江湖好汉。这些人不仅能大碗吃酒，大块吃肉，而且口没遮拦说粗口骂人。他们中间也有人对朱温挟持富商，强迫民众搬迁洛阳这件事很有意见，他们把朱温骂得狗血淋头。有人说朱温不配叫朱全忠，因为他既不忠于大齐黄巢的政权，又不忠于李唐王朝，可谓全不忠，唐昭宗给他赐名“全忠”，大错特错；有人骂朱温是移诈兵枭，狡猾奸诈，无义无信，比起三国时代的三姓家奴吕布还无耻。甚至于比汉贼曹操还等而下之。

大家七嘴八舌，你一言，我一语，吵嚷起来。害得坐镇藏龙厅柜台旁边，以耍嘴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