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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忽悠的动作，差点把遂不及防的汪瑾瑜甩下车来，慌张中，她双手紧紧抓扯李凯旋的衣服，差点儿趴在他后背上，也许是吓着了，她的脸腾得红了，只是李凯旋心不在焉没曾意识，况且，前面的人也看不见后面罢了。

经这么一番折腾，汪瑾瑜长了记性，等李凯旋再蹬车上路，她双手紧紧地把住后车座子，不敢松手。

汪瑾瑜听得出来，李凯旋“唉！罪过——”的那一声叹息是深度无奈的，真诚的，那叹息的气流好像是从他的脚后跟直接通涌上来，冒出嘴巴的，紧随着那一声叹息，他的情绪霎那间的逆转，判若两人。

这一声叹息，给汪瑾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只是，她既不知道原因，又自觉不好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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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旋沉默了。

汪瑾瑜也想找些话儿说，可她想来想去，就是不知道说些什么合适。许久。还是李凯旋打破了沉寂，说父亲醇醇地教导，让他明白了很多事。

汪瑾瑜若有所思。

“李凯旋同志，你既然跟珮瑶很熟悉，那也一定知道一些我们家的情况，我家，我家成份不好，我外祖父是右派，已经不在了，我父母亲也一样，自从去了大凉山，就少有音信，现在是什么情况连我都不清楚了。你不担心——不担心和我们这样出身的人交往，会——”

禁不住与人为善的本心，汪瑾瑜还是说了出来。

李凯旋似乎并不意外，他打断了她：“哦，知道一些，不多。当然也是有担心的。不过，你放心，珮瑶她没事，她的公公婆婆以前都是给钟家做佣工的，她本来就是寄养在这里的，钟家出事后，原来院儿里的老人儿散伙了，现在的人家基本都是后来搬进来的，真正了解她情况的不多。我父亲跟我讲，做人要懂得判断是与非，不能在他人落难的时候落井下石，也不要在自己明知道难能为力的时候强逞英雄，在大势比人强的情况下要懂得自我保护。当然，我们男同志，当需要去面对的时候，就要面对。”

重复父亲对他的教导时，李凯旋把父亲当时所说的“你是男孩子”三个字改成了“我们男同志”。他似乎对自己的行为方法满有把握，不用说，他应该是个蛮有自信的人。

李凯旋的热情和自信，透过相遇后的行为和语言传递给了汪瑾瑜。瑾瑜没有想到，这李凯旋虽说年纪比自己小了很多，说起正经事来，倒明白，算得上是肯动脑筋思考了，重要的是，从他的话里可以听得出来，他的确是比较了解妹妹珮瑶的，最起码比她这个做姐姐的，要了解的多。

默默地思索着，瑾瑜还没吱声，李凯旋又说话了。

“其实，我知道的右派很多。你一定知道黄炎培副委员长，他的七个成年子女中，五个都是右派。黄万里教授是清华大学的三大右派之一，他是从美国学习水纹回国的，黄教授不仅专业精湛，而且文采奕奕，他被打成右派的原因，好像是因为他的《花丛小语》受到了领袖的重视。哦，还有早在新中国成立前被黄副委员长誉为‘新闻界之释迦牟尼’的俞颂华，你知道他家吗？”

一说到右派，汪瑾瑜的心自然就纠紧了。她没回话，只摇了摇头。李凯旋接着说：“俞颂华是中国新闻界的先驱。我父亲说，在他之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派驻国外的记者。1914年，俞颂华毕业于上海复旦公学政治经济系，1915年赴日本留学，1918年于东京法政大学社会学专业毕业。1920年时，他27岁，在梁启超的促成之下，作为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员赴俄采访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俞谙熟日、英两语，但不懂俄语，由21岁的瞿秋白做俄语翻译，并李仲武三人，带着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与“本是无牛赖犬耕”的勉力之心，于10月16日踏上探索之路，到达苏俄的路线冷峻且漫长，途中，累见日本对中国北疆的蚕食，俞颂华撰文，切切疾呼“行见木屐将踏破吾中土矣”，数年后，日本果然展开了侵华。屡历波折，他们一行于12月16日到达苏俄边境，1921年1月25　日进入莫斯科，他不仅访问了苏俄领导人列宁、莫洛托夫、季诺维也夫等人，自觉地以“对中国社会有所助益”深入日常生活，广泛了解当时苏俄社会国家的发展和存在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教育，工业、农业、市场、分配政策等等。在俄考察了五个月，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和报道者，俞颂华全面地向国人报道介绍了苏俄这一新兴国家。之后。他本要转道英国，但因当时英俄没有建交，欧洲恐“传染着共产主义的病”人，不能入境，于1921年5月19日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