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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有人叫他，才装作早醒了的样子。但万圣节隔天早上，蛋蛋却自个儿爬了起来——几乎算得上安静无声。多年来我一直听弗兰克在房里自慰，但在新罕布什尔旅馆里听起来也不一样了——也许，因为我晓得他床下藏着哀愁。

万圣节隔天早上，我望着晨光洒进艾略特公园。刚降过霜，透过一堆结冻的碎南瓜壳，我看见弗兰克带着装了哀愁的垃圾袋，往生物实验室跋涉而去。父亲也从同一扇窗看着他。

“弗兰克要带那堆垃圾去哪儿？”父亲问。

“他大概找不到垃圾桶。”我说，好让弗兰克快溜，“我是说，这里电话不通，本来还没有电，大概也没有垃圾桶吧！”

“当然有，”父亲说，“就在后门。”他盯着弗兰克的背影摇摇头：“笨家伙，这下八成得走到垃圾场去了。”父亲说，“天，这孩子真怪＇　queer，另一个意思为同性恋。

＇。”

我不禁心里一突，父亲不知道弗兰克真是个同性恋。

等蛋蛋终于用完浴室，父亲正想进去，却发觉弗兰妮已经抢先一步：她又要洗澡了。母亲对父亲说：“不准说她半句。她爱洗几次就几次。”他们吵着走开了——这是很少见的事。“我早说过还要一间浴室。”母亲说。我听着弗兰妮泡澡。

“我爱你。”我对着锁上的门轻轻说。但在净身的水声中，弗兰妮不太可能听见我说什么。

05　圣诞快乐，1956（1）

在我的记忆中，1956年余下的日子——从万圣节到圣诞节——就是弗兰妮戒掉一天洗三次澡习惯所费的时间；她不再讨厌自己浓郁的体香了。我一直觉得弗兰妮很好闻——虽然味道有时重了些——但在1956年万圣节到圣诞节这段期间，弗兰妮老嫌自己难闻；她拼命洗澡，直到身上半点味道也不剩。

我们在新罕布什尔旅馆又接收了一间浴室，也开始磨炼父亲头一门家庭企业的经营技术。母亲负责监督尤里克太太执拗的敬业精神和“简单实惠”的厨艺；尤里克太太则负责麦斯，虽然他老在四楼躲着她。父亲则负责朗达·蕾伊——“可不是那种‘负责’啊！”弗兰妮说。

朗达的精力十分诡异。她能一早上换好所有的床单，在餐厅同时服务四桌客人，不送错一道菜也不让人久等，还能接父亲酒吧的班（除了星期一休息，每天晚上都营业到十一点），在早餐（七点）前摆好所有的桌位。但只要一回到“日间休息室”，她不是陷入冬眠状态就是昏迷不醒。甚至在精力最旺盛、一切都准时完成的时候，看起来还是一副犯困的样子。

“干吗叫什么‘日间休息室’？”爱荷华巴布问，“我是说，朗达哪有回过一次汉普顿海滩？她住这儿当然没什么不对，但我们何不就直说她住这儿——她又干吗不明讲？”

“朗达很尽责。”父亲说。

“可是她住在日间休息室。”母亲说。

“什么是日间休息室？”蛋蛋问。看来大家都想知道。

弗兰妮和我用对讲机听了半天朗达房里的动静，但直到几星期后，我们才明白日间休息室是什么。有时我们在早上八九点打开朗达房里的对讲机，听了一阵子呼吸声，然后弗兰妮会说“睡着了”或者“在吸烟”。

到了深夜，弗兰妮和我继续听着。我说：“也许她在看书。”

“你开玩笑？”弗兰妮说。

穷极无聊，我们开始听别的房间，一次一个，或者全部一起。我们听着麦斯房里的杂音——有时会听到他的收音机——也听着尤里克太太地下室厨房里的汤锅。我们知道三楼只有爱荷华巴布在，偶尔会去偷听他练哑铃——还经常打断他练习批评几句，例如：“加把劲，爷爷，再快一点！用力举啊——你变慢了！”

“死囝仔！”巴布吼道。有时他就拿起两个铁球贴近对讲机一敲，震得弗兰妮和我跳起来，抚着嗡嗡作响的耳朵。“哈！”巴布教练叫道，“整死你们这群小鬼！”

“三楼有疯子，”弗兰妮会用对讲机广播，“大家把门锁好。三楼有疯子。”

“哈！”巴布教练一边喊，一边做他的仰举、伏地挺身、仰卧起坐、单手举重，“这旅馆是给疯子住的！”鼓励我举重的正是爱荷华巴布。弗兰妮的遭遇令我决心要让自己变强。到了感恩节，我一天可以跑六英里，而得瑞的越野赛跑课只有二又四分之一英里。巴布教我猛吃香蕉、牛奶和橘子。“加上通心面、米饭、鱼、一堆青菜、热麦片，还有冰淇淋。”老教头对我说。我一天举重两次，除了跑六英里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