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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对于那个今天时常批判的年代始终恨不起来。他们永远感怀作为一名热血青年主动要求加入农民队伍的一幕。那是个追求单一和趋同的年代，真理和正义表现得极其简单，就像年轻人要求入党，这几乎就是衡量“好人”、“坏人”的尺度。很多人入党时，还内疚地检讨着自己不够格做一名党员。在那个极左的年代，无数的青年在万人大会上宣誓：要做一辈子有文化的农民。政君回忆起当年的价值观，还跟友人开玩笑：如果时代就是这样发展下去，我想我会是一个好的村党支部书记。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谓之“十年浩劫”的年代退去了，从城市到乡村都迎来了思想解放的大潮。人们在重新审视历史的同时，也在清算极左思潮对个人的影响，似乎一切都要重新判断，重新选择。正是在这种转换之中，政君离开了生活三年的“知青户”，度过了四年大学生活。

政君评判着：我是从“改造世界观”的年代步入社会的，我也就常能从自己身上找到过去的影子。现在，人们的确越活越聪明了，开始全心全意地“改造生活”，以至于我们这些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不惜割掉自己这一点“旧尾巴”。但我总想，在判断事物的进步与落后、文明与愚昧时，不能超越时代的发展。

大学毕业后，政君有幸进入京城，品味着皇城气息，跟着时代脉搏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走到了中国版图画了粗线的各个区域。生活在不断改变，社会也变得如此“新潮”，政君承认改造自身真难。

城市的躁动和乡村的沉默都能在政君的性格中表现出来。

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政君永远都想做一个正人君子，永远都想剖析和评判着什么，永远都有惊惶的回避和被刺痛的沉默。双重性格的交叉是一种内在的痛苦，社会的教育和内心的挣扎让政君给自己做着注解：对于做作，我厌恶至极；对于形式，也只是利用；对于生命，我守护真实的一面；对于功利，我看做是自己穿着合适的衣服；对于事物和人，我看重实质和真诚，因而我也常被肤浅和诚实所惑。可是今天我们不得不看到：很多时候，肤浅的事物充斥着人们的生活，而诚实却为世俗所难容。我们处在不断延续着的日子中，可能普通平淡，也可能奇特悦目……

这就是政君人生之路的铺垫。他切实地感受了中国的改革开放，也深深铭记着中国的困苦经历。他记着自己穿着破棉鞋与母亲在冰冻三尺的冬天捡煤球的艰难，也记着他拿起砖头般笨重的“大哥大”手机打出第一个电话的兴奋。他挣扎在意识与思想的边缘，他生活在自欺欺人的状态中，他无奈地混沌下去，不想清醒，却又时时被刺痛。

心印　七（2）

这天早上一上班就拿到批准函的政君，松懈地倒在办公室的黑皮沙发上，把自己包裹在沙发的柔软中。白色的衬衫摊开在黑皮底色上，那么醒目透亮。政君的性格也是这般黑白分明，却又有所遮掩和隐蔽，如内心的挣扎，挑战两个极端。沙发的靠背上仰着他已经有了些许皱纹的略黑的脸，宽大的额头，高高的颧骨和鼻子，一副典型的官相。今天上班，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切都是老样子，又走进了允许他一个人支配时间和空间的工作生活，虽然很乏味，但很安静，也是一种自在。每到对面同事出差的时候，政君就可以这样安然地在十平方米的屋子里让自己放松。走，他并不意外，他一直的愿望就是离开，只是真的要走了，总感觉有些泄气的落寞。快五十岁的人了，大把年龄拼了个年轻干部再培训，回来又能怎样？升职也没有年龄优势，回来后原来的位置还不知道被谁占了去，一堆的关系还不知道又变成了什么样。虽说只有一年，但对一辈子没出过国，去的又是大洋彼岸遥远国度的政君而言的确非同寻常。唉，毕竟自己目前这个县官不如现管的小位置还有些可以沾沾自喜的优势。政君有些后悔，但很快一个电话的打入又让他坚决起来。

政君从口袋里摸出了开着振动的手机，习惯性地先看号码的政君犹豫了一下，还是接听了妻子的电话。“老李，批了吗？该有消息了，抻了那么久，你们单位怎么回事？”冯莉又在那里催赶着了。“批了，刚看到批准函。你还有什么事？”政君不耐烦地问。“哦，批了？批了就行了。对了，什么时候走？”“十五天后。”政君简短地回答。“啊，说走还真挺快，干吗这么仓促？你们单位也真是的。”冯莉又开始抱怨。“这是全国的培训班，不是我们单位一家定的。你还有什么事？我要开会了。”政君还是要解释几句，总要维持一些夫妻的样子，实际上他用谎话已经是在极力克制对冯莉的无奈。“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