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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我出街去转几圈，看能否撞彩碰上我的“救命恩人”——我毫无章法地把谭初定位为我的救命恩人，因为他手里还拿着我的赖以生存的钱呢！——有时也去黄东那里、谭耀光那里或者李官存那里坐坐，喝几杯小茶小酒，不停不歇地地抽烟，聊些不着边际的话题；夜晚，我大多是在家里，看电视、读书阅报、听听歌。那首《思念谁》，我百听不厌，每次听都听出新的伤情、新的忧愁、新的烦恼、甚至新的创作灵感来。因此这些天我又有了新的想法：重新操起笔杆子写文章。

车辆厂的这套房子，住着是挺舒适的：非常安静，靠近山边空气也好，属单位住所还很安全。就是贵了点——相比南宁的房子就便宜多了，只不过我眼下这种状况，真的承受不起。于是我有了搬家的想法，我想等到这个月期满就搬走，找间小而便宜点的房子，其他条件差些也无所谓，先稳定下来再说。我想起了“三块九”的窝囊事，担心历史重演，我再也丢不起这个脸了。

6月初，我找到了新的房子，一室一厅的，在七楼。相中这套房子首先是因为它便宜，再就是地处高楼空气极好，窗外是片开阔地带，有风吹来满屋子都凉爽。我请了三架人力板车为我搬家，路程大概是三公里。两架长板车装满我的宝贝家当，走向大街时显得浩浩荡荡的；黄东和谭耀光应邀前来帮忙，我们的任务是分类、整理和打包。板车行进在路上，我们三个跟在后面，有点像三个监工。

搬完家的当天晚上，我买回酒菜自己动手，跟黄东和谭耀光，以及后面打电话相约的王忠义、李官存，五个人整掉了十二瓶桂林三花，醉得个个都东倒西歪的，也算给我的新居进了　“火”。十二瓶38度的“猛火”。

第六章 心若止水

第二天，我在温暖的被窝里翻了翻身，床板就夸张地惊叫起来，响声在狭小的斗室里格外刺耳。由于门窗紧闭，连拇指大的墙眼也被我用牛皮纸封死了，这响声就有点徘徊不走的意味，甚至还有点余音绕梁的意味了。

我的头脑还没完全清醒，但思想早已复苏过来：由南宁而河池，从二楼到七楼，昨天白天的嬉笑怒骂以及晚间的猜拳行令，这时渐次从我的脑海中浮现而出。仿佛昨天到今天，昨天的热闹到今天的寂静，都是两个世界里的事情，用个成语来表达就是：恍若隔世。

我原先的睡姿是大写的“人”字，是背朝上的那种——但我白天睡觉的时候，惯用的姿势往往是“大”字形，也是背朝上的——估计我昨晚喝了酒，又熬得太夜了，习惯由于生物钟的暂时颠倒而改变了吧。总之，我现在是双腿大开，两只手反剪在背后，有点像犯人被制服的狼狈样，像极了“人”字形——翻过身来之后，我心想睡觉的时间到了，我该舒舒服服地睡个好觉了。

电子钟发出的声音格外清晰，更反衬出这间屋子的安静。用句话来概括就是：小屋是安静的，小屋的主人是沉默的。对我来说，窗外的盛世繁华，那些流光溢彩，那些红男绿女，那些争奇斗艳，统统与我无关。现在我只想睡觉，好像我从来没睡过安稳觉，这次要全部补回来似的。

然而这时，我的头脑像被钢针猛地刺了刺，接着就开始疼痛起来。片刻之后，整颗头就持续不断地痛起来，像是有千万只蜜蜂在闹腾。我试着动了动四肢，感觉手脚也像针扎般，痛得难忍；几分钟过后，就是整个身体大面积的痛了。我顿时睡意全无。我翻身坐起，连盖在身上的蚕丝被——从南宁搬家搬回来的——滑落到地板上也全然不顾，两步跨到办公台前——那上方挂着面镜子。我看见镜子里的自己胡子拉茬，脸色苍白毫无血色，额头挂着大颗大颗的汗珠。我就那么定定地盯着镜子看，弓着腰站了好久；然后扬手拍拍额头，唉声叹气重又坐回床沿。

这间屋子实在是太小了，只勉强放得下床、写字桌、衣柜、床头柜和椅子。写字桌在床的前面，紧挨着墙壁，它和床之间是把竹椅；写字桌旁边是衣柜，里面挂着几件换洗衣服；哦，还有个梳妆台，它被安置在床头靠窗的右侧；床的左侧，就是我那个四方形的床头柜了，上面经常放着闹钟、烟灰缸和手机。其他家具呢？都在大厅里摆着呢！卧室能装的都装满了，其他的只好塞在客厅，横着放不下就来竖的。

我顶着从头到脚的莫名疼痛坐在床沿，像位陌生来客般四下里打量着这间屋子，这昨天刚刚搬进来的袖珍小屋。我那神情，就像不相信已经搬过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