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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群是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那时候的孩子多的跟母鸡生的蛋似的，一拾就是一箩筐。遵循了“物以稀为贵”的法则，那时候的孩子一点也不金贵。那时候的孩子多半都是“放养”，野性十足，到哪儿都成了别人呵斥驱赶的对象，似乎谁都有对我们喝五吆六的权利。
自然，对孩子起乳名在普通人家也是非常随意的事情。生的若是男孩多，便依次往下叫“狗娃子”“猪娃子”“牛娃子”；若是女孩多，则唤着“大丫”“二丫”“三丫”，走在大街上唤一声“三丫”，准保有好几个人一起回头。到了上学的年龄，根据性别在姓氏的后面加上 ；“大军” ；“小燕”之类的，我们的名字跟我们那个被文明遗忘的小镇一样土的掉渣。
童年的木镇偏僻，冷清。木镇的名字也经历了木镇公社，木镇乡和木镇镇的变迁，因为叫着拗口，我索性去掉多余的政治称呼单叫它“木镇”。在一个高海拔的山脊上，落满一身尘土的青砖蓝瓦的四合院零星地散落在国道两旁，分别属于行政事业单位和国营、国有企业。那条带子一样蜿蜒的国道线晴天尘土飞扬雨天泥泞难行，但它却是木镇人的骄傲，常听见有人夸耀：“我们木镇交通便利，顺着这条国道线能走到北京去呢。”这话自然不假，那条路确实是木镇通往外面的唯一要道。除了在某些规定的日子有热闹的集市外，其他时候木镇和乡野的石头一样是沉寂的。
父亲的单位在木镇最显赫的一座四合院子里，四合院位居木镇的东头，紧邻着国道线南边一个坡度平缓的山丘。通往单位的是一条鹅卵石铺成的连接着国道线的斜坡路面，坑坑洼洼的，运送货物的卡车从后方的仓库俯冲下来，经过鹅卵石路面的减速作用，不至于一下子冲到国道线上去。顺着鹅卵石路面向南行走二三十米，左拐，便是一趟十几级的石梯子。爬完第一趟石梯子，有一个平台可以休息片刻。平台的右手边是一条狭长阒寂的巷子，巷子的前方是四合院的后墙，后方是一排存储特供物资的大仓库，七八个庞然大物呈一字排开。顺着那条巷子走到尽头，爬上一段小斜坡，便是单位厨房的后门。跨过平台再爬上另一趟稍陡的石梯，步行十来部，右转，便是父亲的单位。入口处的木匾上用红色的宋体字写着“**某某市某某县某某特供中心”，虽然落户在乡下，但它却是县一级的单位。
那是一座没有完全封闭的四合院，靠近国道的那一排房子是会议室和办公室，倚在会议室的窗台能够清晰地看到马路对面的区府大院，说是区府，其实只是比乡更大一级的行政机构罢了。会议室的右边是审计中心、职工活动中心和厨房。左边的和后边的那两排平方全是职工宿舍。四合院的后排宿舍和厨房交汇处是一条宽敞的走廊，顺着走廊出四合院便是一个篮球场，球场的边上分布有公共厕所，露天的石砌洗衣台。
四合院的正中间是一个长方形的大花园，花园的四个角落摆有石桌石凳，那是大人们饭后茶余打牌下棋的地方。花园中心挖了一个圆形的水池，里面堆放着粗糙的假山，还有用自来水管做成的简易喷泉，池里养了几条永远也长不大的鱼，常有水黾在水面上快速地划行，左右四浆在水面划出两道波澜，像是拖着两条碧绿缎带的戏子踩着小碎步快速移动。在水池的上方有一个用细铁丝交错着织出的网状架子，水池北边的那架葡萄藤顺着架子把自己顽强的手指伸蜿蜒到每一个可以延伸的地方，到了夏天整个水池的上方都被密密的葡萄叶覆盖着。水池的的四周是花园，栽有牡丹芍药、金菊丹桂，还有稀罕的腊梅。夏天的傍晚，成片野生的胭脂花次第绽放，拔出狗尾巴草带穗的芯，剥去多余的叶子，把摘下的胭脂花掐去尾巴，一朵一朵串在狗尾巴草上，便是十分美艳的花穗，狗尾巴草足够长的话还可以把它盘成花环箍在头上；把指甲花摘下，搁在碗里，放上些许的盐巴，捣碎，敷在指甲盖上，等一两个钟头，指甲果然被染成花的颜色。
听说我的出生给父母带来极度的失望，我已经有三个姐姐了，父母冒着高龄生育的风险孕育了我，他们祈祷着我是个男孩，可是命运偏偏打发我跟他们开了欲哭无泪的玩笑。大概是刚出生就看到了父母的冷脸，我脸色青紫，憋着气不哭泣。医生手脚麻利地抢救，父亲摆摆手道：“别忙了，反正是个丫头。”他的话刚一落脚我就哭了，哭声震天，我顺理成章成了他们家的“四丫”，直到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他们也不曾给我改名字，许是忙，许是忘了。
一开始我也没觉得自己的名字有什么不妥，反正叫丫头的女娃就像大人的心事一样一抓就是一大把。上小学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