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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话没放在心上呢？李超兰终于从这严厉的惩处中记起，刚来青姑妈这里不久，一天晚上，姑妈把她叫到跟前说：“你知道怎么不让你呆在小镇？那是因为李寿凡不是你的伯父，他是地主，是敌人，被政府*了，这要划清界线，你切不可在外人面前说他半个好字，从今往后，你在家里听到大人们说的话，见到他们作的事都不能随便往外讲，得记住，敢多嘴多舌，就把你关进黑房子！”

李超兰意识到自己失言了，她老老实实地接受了这次严历的惩罚，竟没有掉一滴眼泪，并永远记住了一点：事关政治的话乱说不得。半晚过后，李青霞放出李超兰来：

“明白了没有？”

“明白了。”

“怕不怕？”

“怕。”

姑妈抱起侄女来，足有一个多小时没有再说一句话。

青姑妈也说过兄长待她好，但不是当外人说，这就是政治！

“我当然只是对你说。。。　”李超兰表示她没拿彭石贤当外人，“你你怎么啦？”

“没什么，”彭石贤一直低头听着，这故事有好几分沉重，说明了李超兰对他的关照，他抬起头来时，眼角上含着颗泪珠，彭石贤不好意思地揉了一下眼睛，勉强一笑，但他不能信服这位青姑妈，“她还是个宣传部长呢！”

“我青姑妈每次来信都让人烦，总是说这也不许，那也不行，”李超兰又想着该附和彭石贤，不觉流露出对青姑妈的不满来，“有时，连我姑父也笑话她。。。　”

李超兰在地委大院度假，李青霞总不忘在规定的作业之外，给她借来许多课外书籍，并限期读完，有时还要检查读书笔记，但她自己并没有时间去读这些书，仅是以前粗略地翻过，或者听人谈到过，但说起书上的事来，她却自以为是，而且那样子咄咄逼人，这就不免要闹出笑话来。比如她把《古丽霞的道路》与《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中的情节混淆起来，甚至把《战争与和平》说成是高尔基的作品，她本不是十分浅陋的人，或者说，她不是学者与教师，出这点差错也说不得是出了大“洋相”，但问题在于她处事的霸道。有一次，她看一本杂志，上面有篇文章引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保尔筑路时遇着冬尼娅时的一段对话，她便想当然地生发开去以教育李超兰：“你得注意，绝对不能走冬尼娅的道路，讲吃，讲穿，讲资产阶级的一套就会使自己变得酸臭*。现在尤其不能谈恋爱，像冬尼娅一样，她从小就只知道追求这些东西，后来不是被时代抛弃了么！”

李超兰听着出不得声，觉得书上写的似乎不是那么回事。这时，姑父在一旁说：“你弄明白了么？冬尼娅小时候究竟是跟谁谈恋爱，那是不是她的错呢。。。　”

李青霞马上抢过话来，还振振有词：“不是她的错是谁的错？这里明白地写着，冬民娅是保尔小时候的女友，你说，这能不是冬尼娅腐蚀保尔？打什么岔！”

姑父本想争论几句，见李超兰在场，只得作罢，说：“没错，没错，你这宣传部长当得久了，信口开河惯了！”

“我姑妈还常对我姑父说，不懂政治就别去碰政治！”这时，李超兰突然打住，望着彭石贤皱紧眉头的脸，为自己开脱了一句：“我姑父可最讲道理！”

彭石贤站起身来，到该回教室去的时间了。自由化思潮使他对僵化的思想灌输产生了抵触情绪：这不能真正叫做政治，仅仅是官僚作风！但他没有出声，他希望李超兰今天这些话该不是在回答《问你》那首诗中提出的问题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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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李超兰的外表沉着稳重而内心压抑冷淡是一种类型，而陈灿英的看似热情奔放而实际上浅陋势利则属另外一种类型。陈灿英算得是按照正统观念培养教育出来的成功典型，从儿童团到共青团，从查路条抓坏人到喊口号斗地主，从宣传抗美援朝到迎接合作化，她一直受到领导与积极分子们的称赞和鼓励，在同龄人中间十分荣耀。她说她的奖品奖状足有一小房子，这话不算太夸张。她的政治热情正是这种虚荣的产物，看起来她对政治风云的变幻似乎要比其他同学更为敏感，但这不过是对领导意图的追随与捉摸。现在，她正急切地盼望能有一个显露头角的机会，既然政府号召“双百”，她就理所当然把诞生在这个方针下的“诗社”当作了英雄用武之地，她认定这是个风云际会的时刻，要借它“引吭高歌那时代的新声”。

从陈灿英这种政治心理，也可以解释她与李超兰在恋爱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