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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们原谅我的匆忙惶急，

甚至，我也不敢期待重逢，

别了，所有熟悉我的人！”

这是倪老师的告别信。她究竟在想些什么？彭石贤猜测不到。但这诗写在普希金那首鼓舞人们“不要悲伤，不要心急”的短诗下面，看来，她只少不会失去对生活的勇气。

除此之外就只有一本名为《俄罗斯女人》的诗集，上面有李墨霞的名字，同样是倪老师的笔迹，大概是让彭石贤转交，可惜彭石贤没有读过这本诗集，那筒短的内容提要只说是一本描写十二月党*子们故事的书。

县中学参加教师集中学习的人数不足一百，最后定案为右派的人有十一人，这比例并不算小，然而，倪老师却逃脱了这一厄运，那情形就很有些特殊。当时，由于校长包庇郭洪斌，并放纵他去干打击报复的事，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校长先生则装糊涂，诉委屈，极力表白他的不偏不倚，可就是不肯作是非表态，倪老师公开宣称，如果领导口是心非，她就不用再鸣放什么了。因此，县中学的鸣放运动出现了僵局，并且一直延续到了全县教师会期间，大会的组织者把这些视为运动进一步展开的障碍，在简报上提出了批评，几天以后，还让郭洪斌做出公开检讨，他声泪俱下，承担了压制鸣放的责任，并向倪老师赔理道歉，校长同样摆出痛心疾首的姿态，说自己完全不了解郭洪斌的错误事实，犯了严重的官僚主义，给革命带来了巨大损失，幸亏上级领导的多次谈话教育才使他觉悟过来，他请求大家以革命利益为重，积级投入到鸣放运动中来。然而，倪老师却颇有静气，依然无动于衷，因为，她对这种所谓的鸣放早有了厌倦之心，而且已经感到了某些情况的奚巧，她之所以要那样说话，不过是掩饰自己的抵触情绪。为了排除干扰，大会巡视员下到这个组里来了。他沉着脸，拖长着声调又翻来覆去地讲了一通欢迎鸣放的套话之后，声调一扬。提出了一个警告：前一阶段，有人相互串通，企图破坏鸣放运动。如果再继续对抗下去，定将自食其果，不谓言之不预也！

“谁破坏鸣放运动？”散会后仇道民找倪老师说，“巡视员的话是指我们吗？岂有此理！如果不是阴谋，为什么人们在一起交谈几句也成了罪过？”

“我们没有交谈议论过什么，你别激动。。。　”这是在从大会堂去小组学习室的路上。前后不远处都有人在，待后面的人过去了，倪老师说：“已经抓出了不少右派，报纸上正在大批特批，你千万别上当！”

“那不干我的事，我没鸣什么，可你的事情该有个结论呀！”仇道民认为校长与郭洪斌的检讨只说了压制鸣放，打击报复不对，并没有承认有爬窗的事实，　“他们随时都可以翻过来。”

“这事你不用提了，他们说运动后期处理，到时再说吧！”倪老师走开了。

“我倒是无所谓。。。　”仇道民见倪老师追上其他同伴走了，像是讨了个没趣，但又一想，觉得倪老师也许是对的，这情势真该小心点。

当大会转入专题鸣放阶段，县中学领导与群众的冷战逐渐转变为热战了。有人发言在前，便有人附和在后，待到鸣放的最后几天，还出现了激烈的争执场面。其实，这已经是九月中旬，全国的反右斗争早在六月份就揭开了序幕，现在尽管收了一网又一网，但全国的大鱼小鱼仍然在朝网里钻。在他们这些人中间，有的从不关心政治，很少看报，对反右的事不知所以；有的虽然看了报，也听人说起过一些新闻，却以为眼前的鸣放与那些抓右的事不搭界，与自己无关；还有的更加糊涂，他们或争积极，或怕批评，随着组织者的意图，对那些从未思考过的政治专题信口开合，鸣了个痛快，放了个尽兴，刚落下网时，还在摇头摆尾。

确实，仇道民与倪老师早就讨论过李墨霞的报警信，对这鸣放是一种阴谋深信不疑，校长见这两人在运动中的冷眼旁观感到很是恼火，他已经找倪老师个别发动了几次，倪老师却从校长那神情，那软硬兼施的言谈，更加认定他是得到了上头的某种暗示。于是，她拿出当年坐禅的法子来，好歹不回话，这情况反映到大会领导那里，为了肃清她对会议的影响，大会责令她单独反省，并写出书面检讨，她端坐了一整天，竟然斗胆写出一份长长的请求报告来了。她说自己原本是个出家人，不能适应革命工作的需要，恳求政府放她回青石镇，还说那里长眠着她未婚的丈夫，她可以去守护他的孤坟。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像倪老师这样独特行事的人也许绝无仅有，这勇气与她当年执意出家时一样。然而，让人莫测的是，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