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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有人说：就在那一天，胡指导员为了坚定她的无产阶级立场，加强她阶级斗争的决心，乘虚而入，占有了她。

下面的戏，可就热闹了。

胡指导员发现了阶级斗争新动向，而且矛头是直指党中央、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问题的严重性，非比一般。于是他把附近几个知青点的知青们召集在一起，开了个大会，集中火力，点名批判我。

这一回的批判，可就不是“江南农村大队支书奸污妇女”这样简单的问题了。为了“防止反动言论扩散”，会上只宣布我曾经跟小菁说过十分恶毒的攻击共产党、毛主席、江青和林副统帅的言论，既不许揭发者重提这些话，也不许我坦白我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只许知青们就这个问题进行批判，只许我认罪，检查自己为什么对毛主席不忠，对林副统帅不忠。

那年月，凡是“恶毒攻击”的言论，都属于现行反革命性质，基本上一律判死刑，很少例外。因为如果不判死刑，审判员即便不是与罪犯同流合污，至少也是同情罪犯，思想右倾。因此审判员只要接到这样的案子，审讯属实，就只能重判而不敢轻判。什么叫“恶毒攻击”呢？这是那时候司法界新发明出来的一种“罪行”，说明白点儿，就是谈论党中央、毛主席及江青、林彪等人的私生活问题。例如：有个老头儿看电影院门口画的广告宣传画上的林彪像，说了一句“这个人倒挂眉毛三角眼，一副奸诈之相，可是要谋朝篡位的呀”，好，“恶毒攻击林副统帅”，罪在不赦，枪毙！又有人说：“江青出身妓院，三十年代在上海跟人家同居过，她到了延安先勾搭康生，后勾搭毛主席。”好，“恶毒攻击伟大旗手，”判处死刑！再例如有人说：“毛泽东娶江青，已经是第四个老婆了，当时第三个老婆贺子珍还没离婚；而他娶贺子珍的时候，第二个老婆杨开慧还关在长沙监狱里。”好哇，“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年月，为了一两句“闲话”而丢了小命儿的，有多少人哪！

我知道，我说的话，份量比以上这些人说的话更重。只要我一承认，这样的“恶毒攻击”大案，送到哪儿我也是必死无疑。我想起“两人观井，死无对证”和“没有口供，难以定罪”这两句古话来。因此我咬定了牙根，就说我从来没说过对党对毛主席不忠的话，所有这一切，都是小菁无中生有，瞎栽给我的。我又当场发动对小菁的攻心战：“小菁啊，我与你无冤无仇，以前跟你好，也没有强迫你，如今你成了革命干部子女，不想和我交朋友了，也没有必要这样陷害我，非置我于死地不可呀！你说我有十分恶毒的言论，我究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又是怎么跟你说的，你不妨当众说出来，让大家评一评嘛！”

小菁被我问得张口结舌，既不能解释，又不许复述，急得在会上哇哇地大哭起来。

胡指导员制止了我的发言，要大家先帮我分析阶级根源。于是一批理论家们振振有词地指出我出生在地主资产阶级加反革命右派的反动家庭中，对共产党一向不满，对毛主席一贯不忠，这是阶级本性，不是以我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等等。

他们这样批判我，胡指导员还说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把责任都推到了家庭，忽视了自己的主观认识。他号召大家对我“帮助帮助”，让我“端正一下态度”，然后才能把思想搞通。怎么个帮助法呢：简单得很，一根绳子把我两手绑到了背后，然后吊到了树上，用皮带蘸凉水抽。抽一下，问一声：“叫你反动！”“叫你诬蔑毛主席！”“叫你诬蔑共产党！”“叫你攻击伟大旗手！”“叫你攻击林副统帅！”……

对于打人这件事情，知青中有许多人是十分喜欢的。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就是以善于打人而著称的“红卫兵”。插队以后没人可打，早就手痒痒了。今天有这样一头“死老虎”让他们随便打，还不人人踊跃，个个用力？

我没哭，也没叫。任凭他们怎么打，我只是咬住了牙关一声不吭。小菁见我挨打，似乎良心上过不去，又哭了起来。胡指导员一见，火气上升，喝令打手们停止鞭打，把皮带递到了小菁的手上说：

“现在是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你要是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