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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两手都绑着呢，怎么自杀？我怀疑有人暗杀灭口，可又没找到痕迹……”

“这种亡命徒，早就做好了死的准备的。在他低头就能咬到的衣服扣子里，包的就是氰化钾一类的剧毒剂。你不妨回去看看，看他的衣服扣子，是不是少了一颗或嚼碎了一颗。”

吴永刚神色颓然地对昭维说：

“这场祸端，都是因我而起。如今死了两个人，怎么交待呀？”

他已经听见昭维自称是“王家的”，但不知道他的官儿究竟有多大，能不能把这场事端很快就“摆平”。如果自己因此拖在这里打人命官司，可就糟了。

昭维考虑了一下，请江湖郎中找块门板把娜达的尸体抬到马厩去与达乌的尸体停放在一起，请扎嘎与托钵僧暂时看守；其余人各回本房休息；又吩咐马哈带领旅店伙计再去找一找老板。如果他因此潜逃，则很可能他与这件案子有牵连。最后请吴永刚和他一起到他的房间，避开众人，进一步细谈。

第二个故事：帮派内外两父子

昭维的父亲，就是乌冬当议员时候的秘书。他一辈子与帮派打交道，希望帮派在他的努力下经过改革，从黑道变为白道。

但是他失败了。

他儿子继承父志，继续与帮派打交道。但他绝不是改良主义者，他主张能改造的就改造，不能改造的就斗争，绝不妥协，绝不手软。

昭维请吴永刚到他的房间，俩人席地坐下，昭维先详细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世。

吴先生，您大概已经知道，我不是教地理的中学老师，而是王家的工作人员了。那么我究竟是什么身份呢？

这事儿说起来话长，好在这会儿离天亮还有好几个小时，您听我慢慢儿跟您说。

我父亲，就是四十年前给乌冬当过秘书的那个学政法的大学生。当时他少年气盛，有志于帮会的改革，想把所有的帮会都改组成同业公会，使他们从黑道转变到白道上来。因此，他才接受了乌冬的聘请，想从乌冬这里开始实现他的理想。

乌冬这个人功过参半，作为帮会头目，有他开明的一面，例如他能够接受新思想，肯把摊贩的行帮改变为摊贩协会，从帮主变为会长。但是他也有无法改变的一面，例如他好色，始终把女人当作玩物。最后他死在女人手里，应该说是他不肯听我父亲劝告的报应。

我父亲改造了摊贩行帮，雄心勃勃，还想照方抓药，继续他的改造旧帮会的事业。他离开乌冬以后，就到别的帮会去当“师爷”，凭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先游说帮主，让他们主动地进行改革。如果推不动，就发动底层的群众“闹革命”，迫使帮主退位或者接受条件，进行改革。

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我父亲的事业受到了两方面的阻力。一方面是许多帮主思想顽固，不像乌冬那样开通。他们热衷于当皇帝式的帮主，习惯于专制统治，而不愿意当总统式的会长，在帮会内讲什么民主；另一方面，有许多帮会，是无法组织同业公会的。例如：我父亲曾经协助码头帮公开组织码头工人协会，也曾经协助车轮帮成立三轮车工人协会，甚至还帮助伴舞女郎成立过“舞女互助联合会”；可是总不能帮助卖淫者成立妓女协会，协助抢劫者组织强盗协会吧？

从国家民族的进步着眼，我父亲终于认识到：黑社会的帮派，有一些可以改革，有一些必须取缔，而有一些还要大动干戈用武力消灭。

改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一改革，必然要影响到帮主的权力和利益。例如码头工人，以前控制在行帮手里，什么都得听帮主的，同一个城市的几个码头，互相争夺，经常发生械斗；进行改革，组织统一的工人协会，有了章程，会长或由工人中选举，或从几个帮主中产生，身为会长的，就不能随心所欲地为所欲为了。

有一些行当，本身就是非法的。但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却又得到王家的特殊允许，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允许营业。例如妓院、赌城，这些行业的老板，绝对都是黑社会中人。他们有自己的行帮，在“不违法”的幌子下，干的必然是违法甚至是绝灭人性的勾当。但是这些行帮，既不能改革，在我们这个国家又暂时还不能取缔，在一段时间内，只能让他们不合法地存在。

有一些行当，既不合法，也不为王家所允许。例如走私、贩毒、抢劫、偷盗、贩卖妇女儿童，等等。那就不是改造的问题，而是必须取缔的。有的由警察系统执行取缔就可以，有的还必须动用军队。问题就复杂了。

时代在前进，泰国虽然是个王国，不过已经君主立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