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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肯出高价，都不难换到。所有这一切，都为我的偷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1972年7　月1　日，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公社召集插队知青中的红五类子女开会，却把我们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撇在一边，让我们自由活动，等于放我们一天假。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潜逃机会。

一大早，开会的知青们都坐上手扶拖拉机走了。另几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还在睡懒觉。我已经收拾停当，背上一个大鱼篓子，扛一根钓竿，出门钓鱼去了。碰见几个熟人，还扬言：今天要是不钓上满满一大篓鱼，我绝不回来。

其实，我的大鱼篓子里，装的全是我外逃用的“道具”。

我一直向西走去。走了大约三十多里路，离开我插队那个公社的辖区已经很远了。于是我在小河边改装，从大鱼篓里取出一套傣民服装打扮起来：一件白色无领对襟褂子，一条白色肥腿长裤，脖子上用丝线挂着一个毛主席像章①──这个像章，还是小菁送给我的，既是定情物，也是纪念品──肩头背一个绣有孔雀的通巴②，脚穿塑料凉鞋③，头戴一顶草绿色军便帽④，打着一顶当时颇为流行的折叠式黑色小阳伞，打扮成外出赶摆⑤的傣族青年。然后把原来的衣裳装进鱼篓里，再装进几块大石头，沉入河底，继续赶路。

① 傣族人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在脖子上挂一个小佛像，作为避邪的护身符，一般都是陶制的，最名贵的，则用金、银、玉、象牙制成。“文化大革命”期间，傣族人虽然没有把家里的佛龛改供毛主席，但有小部分傣族青年为表示对毛主席的热爱，表示革命，把护身符改为毛主席像章。

② 通巴──傣族男青年背的布背包，用彩色棉线或毛线绣上各种美丽的图案。例如孔雀表示吉祥如意，大象表示五谷丰登。

③ 傣族人不论男女，习惯于赤脚。后来塑料凉鞋流行，也有些青年爱穿。吴永刚是上海人，不会打赤脚走路，所以故意穿一双塑料凉鞋。

④ 傣族人原来习惯于用绯红、青色或白色长条布缠头，“文化大革命”中受“红卫兵”的影响，男青年中也流行戴草绿色军便帽。

⑤ 赶摆──外出参加佛事活动。傣族信奉佛教，“文化大革命”期间，为尊重当地民族习惯，仍准许举办佛事活动。

中午时分，我到了离南览河不远一个叫勐津的小村寨，找了一家小饭铺，坐在高脚楼上，用剩余的全部人民币买了几个菜、一瓶酒，一面装作欣赏山光水色注视着河边的动静，一面慢慢儿地吃着在中国大陆的最后一顿饭。

中缅边境，并不如想象中的那样，有若干公里的无人区，而是和普通村寨没什么两样，河边既有庄稼，也有人走动，只是不许随便过河去。河水虽然湍急，看样子并不太深，而且似乎根本就没有岗哨和巡逻兵。

我多存了一个心眼儿，吃过饭，沿南览河顺流而下，尽量离村寨远一些，找了个看上去比较浅的涉渡口，四顾无人，正准备涉渡，忽然听见上游马蹄得得，一队骑兵，大约有十几个人的样子，也顺流巡逻而来。我心里说声：“危险，差点儿让人家堵个正着！”为了避免正面接触，盘问起来麻烦，我拐了个弯儿，向远离河岸的方向走去。

边境巡逻兵只管国境线，对国境之内形迹并不可疑的村民往来，根本就不注意。骑兵是从边防哨所来的，属于例行巡逻，速度很快，转眼间就不见踪影了。巡逻兵刚过去，这时候正是例行巡逻的真空时刻，当然是涉渡的最佳时间。我立刻收起小阳伞，返身快步往河岸奔去。

到了河边，上下一看，依然一个人也没有。我高兴得心里狂跳起来，喊了一声：“天助我也！”顾不得脱衣服卷裤腿儿，也不问河水深浅，就哗哗地向对岸淌去。

我知道，第一，这里的河道，边沿很浅，一到了河心，都有一定的深度；第二，为减小目标，我必须一下河就把整个身子都淹没在水下，因此脱不脱衣裳都一样，反正都要湿透的。以我的水性，再深点儿，也难不住我。

出于我意料之外的是：我还没到河心，背后就传来了一片喊声：

“站住，不许再往前走了！再走就开枪啦！”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民兵在前面，一队牵着军犬的边防军在后面，沿河追下来了。

这是军民联防，与边防哨所的骑兵是同一个系统的两支部队。

按照事先的策划，我应该在夜间渡河。这样，不但四野无人，而且在夜幕下能见度极低，便于活动。到了边界以后，才意外地发现防范极松，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