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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女儿年龄各在24，20，12岁左右的人家，也没找到。甚至连那个叫罗西的今年应该14岁的男孩儿也没有找到。看样子，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家，就是全村人都搬走了。

这不是活见鬼么？古人常有这个遇仙、那个遇狐的记载，难道我在南览河边的奇遇，也是一篇神话么？

我发起犟脾气来，怀疑贡叻与我舅舅串通了一起来懵我，非得自己到缅北走一趟不可。恰好这时候舅舅给我办好了港澳同胞返大陆探亲观光的签证。因为我父母也已经于1979年底落实政策回到了上海，推倒了一切不实之词，恢复了工作。结论是：我父亲抗日期间参加抗战，是爱国行为，是因为肃反扩大化把我父亲“扩”进去了；我母亲为我父亲鸣不平，完全应该，是反右扩大化把我母亲又“扩”进去了。可笑的是：据说反右的扩大化，竟扩大到了百分之九十九点几。这个数字，简直可以进“吉尼斯”世界记录。更主要的是：我1972年偷渡国境，是被定性为“叛国投敌”的，为此父母亲都吃了我不少的挂落。如今肯定了既没叛国，更没投敌，而且连“偷渡国境”四个字也不再提起，我的身份，最终被定性为返回大陆观光的“爱国港澳同胞”了。

我珍视这一次返回大陆。我自问我是一向爱国的。我爱我的祖国，但是我不爱迫害我一家的“四人帮”头子。他们既不能代表中国共产党，更不能代表祖国。他们是大陆黑社会帮派头子，只能代表大陆最黑暗时期的黑社会。

根据“爱国不分先后”的政策，我舅舅也成了“爱国港澳同胞”，不再是“反革命”了。他与我一起到了上海，一家人小团圆。可惜的是爷爷与外公，他们一个是因迫害被逼自杀的，一个是因生活困苦、精神压抑得病死的，都无法落实政策，只好算是历史的牺牲品了。

一家人议论得最多的，一个是我的落脚点，一个是我的婚姻问题。

事情已经办成了这样，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已经不可能回到大陆来落户了。根据我的所学，我只能在香港继续经营旅馆业。至于婚姻问题，父母亲的看法与舅舅完全一致：已经八年没有音讯的姑娘，没有必要再为她苦苦“守节”了。他们认为我没有负她，我不是现代的陈世美。

实际上，第一他们没见过柳芭，不知道这姑娘有多可爱；第二，他们一听说柳芭是个在缅甸边境种罂粟的泰族姑娘，而且没上过学，就从心里反感，只是出于尊重我，没有这样说出来罢了；第三，他们都很看重表妹的那一份儿“嫁妆”。如果她不嫁我，我不过是玉龙旅社的一个高级职员，尽管生活可以比在大陆强十倍二十倍，但终究是个工薪阶层；而一旦与我表妹结了婚，我就变成了老板，就成了小富翁了。大陆人以前痛恨资产阶级，要与资产阶级划清界线，如今谁也不怕当资产阶级，只怕自己不是资产阶级。既然连无产阶级先锋队中老将老帅老总的子女们都不怕当资产阶级，我这个本来就是地主兼资产阶级的外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我父母亲有这样的想法，又有什么可奇可怪的呢？

总之，上海之行，等于是舅舅联合了父母强制我执行他们的婚姻计划。而且办得十分干脆，不容我再反驳，父母亲立刻请准了假，到香港去为我主持婚礼。舅舅做了女方的主婚人，我父母做了我的主婚人。结婚以后，我立刻被提升为副总经理，可以左右旅社内的一切大事了。

似乎只有一件事情不由我作主。那就是舅舅绝不许我到缅甸去，连到泰国也不允许。他年过七十，依旧担任总经理，说是扶我上马再送我一程，实际上他旅社内的大小事情全不管，只管一件事情，那就是管着我，绝不许我到缅甸去。

一晃又是六年。我和我夫人之间，相敬如宾，客客气气。我忙我的旅馆，她忙她的音乐会。难得住在一起，总也是夫妻，也有说有笑，也有爱有欲，而且已经有了一子一女，但是从来没有激情，不但没有与柳芭那样激动情怀全身心投入的欢悦，连与小菁那样相濡以沫、互相安慰的情愫都没有，一切都像是例行公事，像是为了完成做丈夫或做妻子的职责。

从去年开始，我舅舅无法继续监督我的行动了。论年纪，还不算太大，论健康，也不算太糟，却在突然之间中风，无法抢救，撒手归天了。他当然留有正式的遗嘱，由律师负责执行。但我不知道他是否跟我夫人说过千万不要让我到缅甸那样的话。直到今年，因为业务上的联系，必须有人来泰国，我跟夫人提起我要亲自来处理，问她是否有兴趣同来一游，恰逢她安排一场大型音乐会，无法分身，只能让我自己一个人来。由此可证我舅舅什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