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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日的给我鼓什么闲劲嘛。”

陆天翔没有接话，等着老陈说下文。

“我一进门就看见他在那儿坐着吃饭，他刚好也看见我了。我还想着跟他打招呼呢，人家却狠狠地挖了我一眼，又埋头吃他的饭。这还不说，我前脚走过去，人家跟脚就呸地吐了一口。我回头看了看，硬是忍了。你说他狗日的……”老陈说着仍很气愤。

正说着刘院长进来了，老陈就气呼呼地把这话又学了一遍。

刘院长说：“我进来还没注意。唉，也能理解。当初给人家老黄定罪确实太勉强，人为的因素太多。人家到北京出差因为时间紧才在开发商那里拿了三万块钱，回来之后在政府报销了，报销的钱就放在办公室柜子里，没有说不还嘛，怎么能算是受贿？”

老陈说：“你冤枉归冤枉，咱那时候在调查组只是个具体跑腿的，人家前面有大个子哩。而且案子不久就移交到了省里，是人家定的嘛。在我跟前发哪门子气？”

刘院长说：“当时定这案子，检察院、法院的同志也有不同看法。法院的许多同志还说到我跟前。咱那时候已经退下来了，也就是听听而已，长宁又是这样一种局势，说人家那话干啥？谁都清楚问题出在哪里，还不是因为一句莫须有的话？那时候前任书记刚走，刘崇庐刚由市长接任书记，有人给刘反映说黄在某个场合说过‘长宁把一个能行人放走了’这样的话，言下之意就是刘不行。黄后来还找刘崇庐分辩说他从来没有说过这话，你想，这样的话咋能解释清楚？后来就发展到人家给他找事。人要给人寻事了还不好办，大小当个官，谁屁股底下没有一点屎渣？贪没贪？嫖没嫖？不贪不嫖吃了喝了没有？吃喝上再找不来事的话，决策上就能每样都科学合理？刚好老黄那时候管城建，让人家就找了个那样的把柄。”

老陈说：“老刘你说这话也对着呢。长宁人谁都知道他姓黄的冤，但不是我姓陈的跟他过不去呀。咱算个啥嘛，不过是个跑腿的罢了。”

刘院长说：“从你们开始办这案子，到后来移交省里，再到检察院法院，老黄确实也把罪受了。从老黄这里攻不下来，就从开发商那里攻，非要让你说是行贿受贿不可。不过，这案子最后办下来，证据上还是立不住的，经不住时间的检验。折腾两年，给人弄个判二缓三。老黄在向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着呢。”

老陈说：“人家当时办这案子的主要有功人员后来都被提拔重用了，咱又没提。他老黄冤，咱也冤着呢！”

尚局长、王总、卢局长也相继来了，老陈和刘院长就不再说那个话题。曹局长最后一个到，于是大家开席。吃完饭又到银都，昨晚弄得一片狼藉的套房已打扫一新，麻将在牌桌上摞成金字塔形，两个色子并排放在塔顶，茶几上放着几样水果。王总这里是专门有服务员收拾卫生的。

战斗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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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浮》二十三（1）

《长宁日报》在第二版头条用多半版的版面发表了萧汛的文章：《关于加快神城建设的几点思考》，文章前面一大半篇幅用来阐述市委确定的神城发展战略的正确和及时，认为这个战略指明了长宁走向振兴的必由之路。后面又一二三四五地全面论述了从哪几个方面去建设神城。文章完全是《长宁日报》式的大而无当的风格，与其说是表现了长宁人渴望发展的强烈愿望，不如说表现了作者渴望自我发展的急切心情。而且，前者不无虚妄，后者倒似乎伸手可触。陆天翔在办公室拜读萧汛的大作，虽然一目十行，然而，却似乎比作者自己更清楚她的文章的用心所在。他不禁哑然失笑。

陆天翔又翻其他几种大报。报纸上近期有一个热点，就是在讨论谁是“非典”病毒传染的罪魁祸首，倾向性的意见已经越来越集中地指向果子狸，看来动物亦不可貌相。现在兴问责制，凡事问个清楚总比糊里糊涂强。“文革”十年，经济建设滑到崩溃边缘，根本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他们罪责难逃。“非典”闹了半天，弄来弄去，竟是那模样并不可恶的小小果子狸在作怪，岂可轻饶！

陆天翔把报纸折起来扔到墙角的一摞旧报堆上。他顺手打开身后的电脑，有了宽带还是好，很快就上了网。世界要说是够大的，只是每个人只能待在一隅，或者热闹，或者寂寞。网上的“陕西挖坑”最近正火，这是一种三人（亦可四人）游戏，跟过去的“争上游”是一个道理，以先出完牌者为胜。不过，“挖坑”比“争上游”有了不少改进，规则上更简洁更严谨更科学，而且更富刺激。去掉两张王牌，剩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