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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选出大家都公认的头领，显然已经不太可能。

也许，这个世界上真出现过通过选举产生头领的大部落，不过，这样的部落受到的牵扯太多，难以有效地抵御其他部落的威胁。比如，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就湮灭在亚历山大及他的父亲的手中。

现代人总是倾慕古希腊时代的城邦，并认为那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还说什么中国之所以落后，就是因为没有如古希腊城邦那样的源头。

这是放狗屁。所谓的古希腊城邦民主，与现代社会相去甚远，只不过被一些学者牵强附会而已。这就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率先兴起的文艺革新一般，明明与古罗马时代的文艺完全不同，却被说成文艺复兴。

从当时的时代来看，古希腊的城邦制度不足以庇护古希腊人这个种群繁衍生息下去，迟早要灭亡。

这个时代，必然产生君主。君主出现后，就要想方设法地让人们认为他当君主是理所当然的。刚好那时的人们敬畏想象出来的神，因此，所有的君主都不约而同地宣称君权神授，君权神授，就是所有君主国的立国之基！

不过，这个时候的华夏，与世界略有不同。

大明的皇帝，固然鼓吹君权神授，比如，山崩了，发生地震了，被视为上天对皇帝的警示，皇帝需下罪己诏，检讨自己。可是，自隋？

？？以来，除了元代，历代朝廷都用科举制选拔官员，模糊了上下阶层之间的界限，士子的力量急剧膨胀，而且还作为一个整体出现在整个社会中，拼命鼓吹“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为自己这个阶层谋取更大的权力。这个时候，单纯地鼓吹君权神授，已经不足以解释朝廷存在的合理性，皇帝必须听士子的话，方才能名正言顺地执掌全国。

所以，朱元璋将孟子搬出了孔庙，极其嫌恶鼓吹孟子的王安石，也就合情合理了。

不过，历史发展的趋势不以朱元璋的意志为转移，士子们蛰伏之后，反击得更为猛烈，自嘉靖之后，皇帝已经没有多少自主权了。

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这句话就是现实最好的写照。

对于这个现实，林纯鸿一直看得非常透。自己力量不强的时候，依托着士子阶层，繆力培养新的阶层，当时投靠东林党，又与温体仁勾勾搭搭，都是自己力量不强的真实写照。

到了现在，新的阶层越来越强大，林纯鸿终于不用拐弯抹角，直接喊出了“官绅一体纳粮”这句话，着力削弱乡绅的经济基础，打击士大夫阶层的根基。

不过，新阶层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士大夫的力量还非常强大，而且新阶层和士大夫的界限本来就比较模糊，比如人数众多的东林党、复社，显然属于士大夫阶层，再比如王大俊、李多义之类的人物，看起来属于新阶层，家中却出了好几个进士、举人，到底属于哪一类？

因势利导，多年来成功的经验之一，显然不能抛弃。

建立谏官制度，既可以归结为融合大明朝廷的范畴，也可以视为融合士大夫的范畴。

实质上，融合士大夫，就是融合大明朝廷的一部分。

这是林纯鸿当前最为紧要的事情，岂能受到荆州内部争斗的干扰？

第二日，林纯鸿将张将张道涵、李崇德、黄宗羲、顾炎武四人唤至星拱楼，命令中书府、监察府及黄顾两人各自拟一份设立谏官制度的方案。

林纯鸿规定，方案必须着重解决几个问题：谏官从何而来，如何产生；谏官体系如何架构；谏官提案的要求；谏官如何管理。

同时，林纯鸿还特意交待黄顾二人，道：“若两位觉得人力不够，可召集故人至荆州帮忙。”

这句话，无异于告诉黄宗羲和顾炎武，谏官制度的出台，荆州不会闭门造车，荆州欢迎全大明各路人马参与设计、制定方案。

黄顾二人大喜，忍不住赞道：“江陵侯之心胸，天下人难及！”

可是，这话听在张道涵和李崇德耳中，当即暗声叫苦。林纯鸿这种搞法，已经将争斗的范围扩散至全国，监察府和中书府再怎么窝里斗，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主导谏官的主导权。

而且，这种争斗，大明朝廷必然卷入其中，最终会出现哪些变数，谁也说不清。

且说陈天瑶心里一直纠结“如果大明没有了皇帝，你介意么”这句话，心神不宁，失去了往日的灵性，颇有点憔悴。

后面什么“君权神授”的，陈天瑶也听不明白，出于直觉，她认为林纯鸿会在皇帝身上打主意。

自古以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