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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灭吴以后，南方士族被排斥，仕进很困难，当然不满意。王导想要在吴国境内建立以北方士族为骨干的东晋朝，联络南方土族便成为极其重要的事务。司马睿初到建康，南方士族都不理他。过了好久，还没有人来求见。王导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正好王敦来朝，王导对他说：“琅砑王仁德虽厚，名威尚轻，你的威风已振，应该有所匡助。”于是安排在三月初三上巳那天，让司马睿肩舆出巡，王敦、王导以及北方名士骑马随从。隆重的仪仗，威严的行列，使南方士族体会到司马睿可能就是北方士族拥戴出来的江东之主。于是“江南之望”的顾荣、纪瞻等都很惊惧，相率拜于道左。王导趁此对司马睿说：“古来想要成王霸之业的，莫不礼敬故老，虚心求教，以招揽贤俊，何况当前天下变乱，大业草创，更加急需人材！顾荣、贺循是南方士族的首领，如果这两人招来了，其余的人自然没有不来的。”司马睿使王导亲自去招顾、贺，二人应命来见，被分别任命为军司马和吴国内史。司马睿有一次对顾荣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荣跪对说：“王者以天下为家，殷商从耿迁毫，东周由镐及洛，古来如此，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从两人的问答语中可以窥知，双方已有某些合作的默契。从此，南方士族归附，成为东晋*的一个构成部分。

但是，在南北士族之间仍然界限分明，矛盾很深。北方的“亡官失守之士”“多居显位”，而南方士族，如贺循后任太常，纪瞻官居侍中，只是虚名具位，并无实权，难免使“吴人颇怨”。王导为了联络南方士族，常常学说吴语。以说洛阳话为正统的北方士族，曾讥讽他没有什么特长，只会说些吴语罢了。王导曾向南方士族陆玩请婚，陆玩推辞说：“小山上长不了大树，香草臭草不能放在一起，我不能开的例。”江南望族有两种，一为文化士族，一为武力强宗，前者较易笼络，后者难以驯服。义兴郡（今扛苏宜兴县）周圯就是江南最大的强宗之一。他因为受到北士经侮，准备起兵杀诸执政，以南士代北士。阴谋败露后，忧愤发病，死时嘱咐儿子周勰说：“我是被那些伧子（南人对北人的蔑称）气死的，你要为我报仇，才是我的儿子！”周勰秉承父志，谋起兵攻王导、刁协。先是假称奉其叔父从事中郎周札之命聚众数千，但周札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周勰惧不敢发。但周勰族兄周续聚众响应。司马睿拟发兵征讨，王导说：“少发兵不足平寇，多发兵则朝廷空虚，周续族弟周莛，忠义有谋，足可除续。”莛被派去后，果然用计杀掉周续。事平之后，朝廷任周札为吴兴太守，周莛为太子右卫率，对周勰则因周氏豪望，未敢穷追，抚之如旧。这就是说，王导当时为了争取南北士族之间的相对平衡，基本上是采取的忍让态度，并取得一定的成功。

王导调剂南北士族矛盾，争取相对平衡的关键，在于分别给他盯以经济利益。南方各级士族，自然就是各级地主，其中强宗大族，如吴郡顾氏、义兴郡周氏，都是拥有部曲的大地主，不允许北方士族侵犯他们的利益。与此同时，王导又实行“侨寄法”，即在南方士族势力较弱的地区，设立侨州、侨郡、侨县：侨州多至司、豫、兖、徐、青、并等六州，侨郡、侨县为数更是繁多。这种侨州郡县大都在丹阳、晋陵、广陵等县境内，形势上可以保卫建康。名义上是安置北方逃来的士族和民众，实际上是让北方士族凭借势力在寄居地继续剥削奴役逃亡民众，逼迫他们当奴隶或佃客，为自己创立新产业。颜之推说：“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家谱。”这百家都是拥有部曲、佃客的北方士族。侨州、郡、县有大量的各级文武官职，当然是*士族的出路。侨寄法虽然是紊乱行政系统、加深人民苦难的恶劣制度，但对东晋*说来，却是安置*士族、缓和南北士族矛盾的重要措施。同时，对于一些地广人稀、荒凉贫瘠的地区，也起了一定的开垦繁：殖、发展经济的作用。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旧晋陵地广人稀，且少陂渠，田多恶秽，自淮北民众徙来之后，进行垦殖，又在晋陵内使张闾的创议下，于丹徒县东北三十里修建了一座新丰湖，增加灌溉之利，促进了这个地区农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维系伦纪义固君臣

王导在政治上的另一项措施是“维系伦纪，义固君臣”，也就是调剂王氏势力和司马氏势力的矛盾。大兴元年（318年），晋元帝即位受百官朝贺时，再三请王导同坐御床受贺，王导再三辞让不敢当。原来晋元帝除了姓司马以外，其他任何实力是没有的。他在政治上完全依靠王导，军事上完全依靠王敦，重要官职多被王氏占有。作为一个开国皇帝，要请一个大臣同坐受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