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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八路军的供应十分菲薄，在频繁的转战中，每到一村一镇，总部的工作人员都要了解驻地群众的生活，对最贫苦者给以帮助。如果工作人员顾不上去，彭德怀有时就会找他们来嘱咐：村里某处某家没有饭吃，送点儿小米去；某家有病人吃不起药，叫医生或卫生员去看看——彭德怀已经替他们查访过了。

1938年5月，八路军总部曾在沁县南底水村住过一段时间，在村北一所低矮的农舍里，住着一个王老汉。一天，王老汉遇到一个八路军和他拉家常。谈到日子光景，王老汉对这个朴实可亲的“八路”说：“不怕老总（对大兵的称呼）笑话，俺今年50多岁，还是在民国元年时吃过一次肉呢！”老汉不禁叹了一口气：“唉，有27年没吃过肉了！”

“那次是怎么吃上肉的呢？”“八路”真诚关切地问。“那年，是我和人抬轿子，送一位老爷去上任，抬到黄河边，老爷就要上船过河了，说：看你们抬了几天轿辛苦，赏几斤肉给你们吃。打那以来，就没有尝过肉的味道。”

王老汉不知道，和他谈话的这个“八路”，乃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彭德怀；更不知道他的这番家常，是怎样震动了这个也曾饱经困苦的八路军副总司令。以后，彭德怀和总部工作人员左漠野谈起这件事，也不禁深深叹了一口气：“唉，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我们要多多关心人民的生活。”

“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真苦啊”，这一声叹息，贯穿在彭德怀主持华北敌后财经工作的整个过程中。

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没收地主官绅的财产可充军费；平分土地和地主阶级的浮财，使千百万贫苦农民迅速改善经济状况，提高生产积极性。进入抗日统一战线，停止了土地革命。在中共向全国宣告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战时的财政政策是有钱出钱，合理负担，没收汉奸财产。在改良人民生活方面提出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等，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开始，打汉奸和合理负担，由各部队分散进行，政策界限不清，有的习惯于打土豪，产生了过火行为，还滋长了随筹随花的不良习气。山西人本来省吃用、重积蓄，日本军劫掠、政府军征索，战争破坏，使当年收成和原有窖藏或消耗、或损毁，群众生活骤降，生产情绪十分低落。根据地建立之初，整理财政以恢复民气，是十分棘手的问题。

大将理财，首先统一号令，严明纪律。在纷乱如麻的经济局面下，彭德怀提议并主持成立以晋东南为中心的华北财经委员会，实行军政民费用在各战略区内的统筹统支，实行量入为出，量出为入相结合的财政原则，既保证军政民各费得到适度保证，又尽量节约民力民财。为贯彻统筹统支，建立起金库制度和预决算制度。由政府统一财政收入，各种收入统归金库，未经正式手续，任何人不得随便开支。部队由供给机关成立有主要首长参加的预决算审核委员会。

在彭德怀的支持下，八路军总部以杨立三为首的后勤部，逐步建立起全军的后勤工作系统和后勤工作制度。

1940年9月，八路军发展到40万人，地方游击队也相应扩大，而八路军的军饷只有61万元，国民党当局还时时扬言要停发八路军的军饷。为使部队的供给完全建立在根据地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除千方百计促进根据地的农副业生产、小工业、手工业生产，建设根据地的军事工业，彭德怀感到，有必要在根据地人民的实际负担能力和保卫根据地的必要兵力费用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比例。

彭德怀和总部后勤部长杨立三等人一起算了一笔帐：按当时的生活水准，八路军每个士兵，每年需约　470元（包括武器消耗），以当时民众的负担能力计，每人每年负担10元左右，约需50人负担一个兵员。当时，抗日根据地人口为3000余万。根据这个计算，彭德怀在北方局高干会上阐述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时提出，八路军的主力和地方部队，应当不超过根据地全人口的2％。党政人员不超过1％　，即根据地全部脱离生产人员总数不超过全人口3％之数。这样根据地可以保持必要的兵力，又不使民众承受更多的负担。1941年末，中共中央在向全党发出的精兵简政的号召中，要求各根据地做到总兵员不超过人口的2％　，　党政民工作人员不超过1％　，总脱产人员不超过3％。这凝聚着对人民生活深刻体贴之情的百分比，对密切军民关系，共度敌后艰难岁月，起了重大的作用。

在负担政策上，彭德怀主持采取的另一个重大步骤，是改革田赋制。为实现合理负担，各根据地进行了田赋税收的整理。从整理田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