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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那几年里，先是在被轰炸的华沙，后来是在集中营，她对那乐曲的记忆慢慢消失了，甚至连那曲名，后来也常常与她所喜爱的其他乐曲混淆着。一切都成了克拉科夫岁月里被玷污却美丽的不可再有的回忆。但那天早上，从那台廉价的收音机传出的乐声，让她一下子从噩梦中惊醒，心脏急速地跳动起来，唇边有一种她早已不再熟悉的感觉。她意识到自己在微笑。有一段时间，她就坐在那儿听着，笑着，颤抖着，完全陶醉其中。失去的不可再有的欢乐又重新回来了，慢慢地与她强烈的痛苦融合在一起。当音乐声停下时，她仔细听着播音员播报的曲名，然后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出神地看着公园边上的棒球场。她盘算着，只要有足够的钱，就去买一台留声机和一张《降E大调协奏曲》的唱片。她意识到，这样的想法意味着她正在走出阴影。

但想到这儿，她知道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音乐或许能支撑起她的精神，但她的身体由于长期躲在黑暗中而变得虚弱无力。直觉告诉她是因为吃得太少，但无法解释的一些现象吓坏了她：无食欲，疲倦，胫骨像刀割似的疼痛，尤其在月经期间。月经总是提前许多天到来，并且像洪水般汹涌而下。她猜想会不会是因为那次手指强奸？她打算第二天回去上班时，问问布兰克斯托克医师，最好让他给她做个身体检查，并制订一个治疗方案。苏菲还算有些医学常识，意识到求这位按摩医师来诊治她的妇科病有点讽刺的味道，但她不会责怪她的雇主，因为她太需要这份工作了。她知道，至少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合法的，而且在他诊室中进进出出的那些痛苦的病人（包括很多警察）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经过他的拉、扯、揉、捏后，感到舒服多了。更重要的一点是，她知道他是那种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所以，除了那微不足道的工资外，她在其他方面也可以向他求助。她用一种非常乐观、容忍的态度与医师相处。

布兰克斯托克，五十来岁，体魄强健，长相英俊，举止优雅，有些谢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上帝宠儿中的一个，命运将他从贫困的俄国占领下的波兰带到了富足繁华的美国。他是个十足的喜欢享受的花花公子，衣柜里挂满了绣花马甲、印花薄绸领带和粉红色的胸花。他还是个喜欢说笑的人，用依地语大讲特讲笑话。他十分乐观，整天乐滋滋的，快乐的神情像漂浮在光团中的蜡烛一般光彩四溢。他还是个不错的魔术师，常用那些小玩艺取悦于人。他给他的病人，给苏菲，给任何想看他表演的人表演灵巧的魔术。苏菲当时正处于过渡时期的痛苦中，这样高昂的饱满的快乐情绪令她感到惊讶，那些粗野的玩笑与恶作剧则让她有些难受。但在这一切背后，她看见的是一种孩子般渴望被爱的愿望，以至于她不可能拒绝它；而且，他是这么多年来第一个让她真正欢笑起来的人。

他还是个坦率的人，能十分坦白把他的个人财富告诉别人。也许只有那种善良真挚的好心肠的人，才能在对自己的收入如数家珍时，不至于令人作呕。他用那种傲慢的喉音说着南腔北调的英语，苏菲的耳朵已能分辩出里面的布鲁克林口音。他说：“一年四万美元收入，税前；圣阿本大街最佳地段的一处房产，价值七万五千美元，完全私产，每个房间铺满地毯，无影照明；三辆汽车，包括一辆配置优良的卡迪拉克，一辆三十二英尺的克莱斯勒一辆别克；所有这些外加一个上帝赐予我的最亲爱、最可爱的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