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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些不好意思——不，不是不好意思，应该是不太自然吧；我突然想起几周前她曾对我讲起的她父亲的故事。她父亲和克拉科夫的其他教授们像猪一样被赶到一起，然后被纳粹的机枪在寒冷的冰雪中枪杀。我想，上帝啊，我们这个时代的美国人毕竟没受到什么伤害。哦，我们都曾勇敢地参战，做了应做的事，但比起无数的欧洲殉难者来说，我们失去的父兄的人数又算得了什么。我们都太幸运了——幸运得让我们有些无法消受。

“时间已过去很久，”她接着说，“现在我已不再像过去那么伤心，但我还是很想念他。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正是这一点使整个事情更糟，斯汀戈！你想，所有的坏蛋——波兰的，德国的，俄国的，法国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这些罪人都逃脱了惩罚，那些杀犹太人的人现在还活得好好的，在德国，在阿根廷；而我父亲——一个好人——却不得不死去！这不足以使你对上帝失去信心吗？当上帝把身体背对着你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他吗？”她像火山爆发般汹涌而出的这段话令我大吃一惊；她的手轻微地抖动着，然后她平静下来，又一次——好像她已忘了曾对我说过，或许再说一遍可以让她感到一些安慰——讲起她父亲多年前在卢布林冒着生命危险从俄国人的大迫害中营救犹太人的故事。

“L‘ir·nie在英语里怎么说？”

“讽刺？”我说。

“对，讽刺。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啊。冒死救犹太人，自己却死了，而屠杀犹太人的人还活着，有很多的人，现在仍然活着。”

“我想，就世界而言，那不算是一种讽刺，苏菲。”我简练地总结性地下了一个很严肃的结论。这时我觉得需要去放松一下。

我站起身朝男厕走去，觉得皮肤有些发烫。这都是因为啤酒的作用。我非常喜欢枫苑的男厕。在那儿，我稍稍前倾着，对着小便池酣畅淋漓地放出如小溪清澈的尿液。墙那边隐隐传来留声机放出的乐曲，罗哈多小子、沙米·凯叶还是谢普·菲尔兹，管他呢，我可以细细地想想自己的心事。二十二岁，多好的年龄，喝得微醉，知道自己案头上的工作进展顺利，创作热情高涨不衰，沉醉于托马斯·沃尔夫的赞美诗之中——确信青春的活力永不衰竭，在艺术殿堂里的痛苦煎熬终将得到回报，那便是名声、荣耀和美女的爱慕。

我一边痛快地撒着尿，一边看着墙上无所不在的同性恋的下流画。（上帝知道，这不是枫苑的常客画的，一定是那些临时“到此一游”的人干的。他们不管什么墙，只要是人们有可能涉足的下流场所，都会画上一些，根本不管这种可能性大不大。）

我开始仔细研究这些已经蒙上污垢但仍很生动的画：其中一幅形同外面那幅壁画的姐妹篇，堪称三十年代的佳作。这是一幅天真的下流漫画，画中的米老鼠、唐老鸭摆出一付窥视姿势，从公园的花格墙孔中偷看露出漂亮勾人的小腿和大腿的小贝蒂·布普蹲在地上撒尿。突然，我像被针刺了似的吓了一跳，仿佛一只邪恶的、不自然的秃鹫从眼前飞过。我马上明白过来，是那两个托钵的修女走错了地方。她俩发出一声粗哑的意大利语的喊叫声便慌忙逃了出去，我倒希望她们看到了我的“宝贝儿”。难道她们的出现——与刚才苏菲的不祥预感如出一辙——也预示着随之而来的十五分钟后的不幸吗？

我往桌子走去，很远便听见了内森的声音，压住了谢普·菲尔兹潺潺的乐声。他的声音并不很高，但却十分刺耳，好像一把钢锯把音乐声嘎然切断，一听便知出了什么麻烦。我想退回去但又不敢，仿佛空中有股无形的力量将我拉向那声音和苏菲。内森完全沉浸在他的满腔仇恨中，正将怒火向苏菲掷去。他专心得心无旁鹜，我在桌边站了很久，听着他对她骂着那些污言秽语，不知该如何是好。

“难道我没告诉你我对你惟一的要求便是忠诚吗？”他说。

“说过，可是……”

“难道我没告诉你如果你再和这个叫凯茨的家伙在一起——除了工作之外——如果你和这个下贱的人一起走上十英尺，我就会撕碎你吗？”

“说过，可是……”

“今天下午他又用他的车送你回家！芬克看见了。还不止这些，他妈的下贱东西！你还带他到你房间里去，和他呆了一个小时。他是不是和你干了好多次？哦，我敢打赌凯茨用他那脊椎按摩师的快枪干了好多次！”

“内森，你听我解释！”她恳求着他。她完全慌了神，语无伦次。

“闭上你的鸟嘴！没什么好解释的！如果那个好好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