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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场几人都被姜成“惊世骇俗”的观点给惊到了，米兰有点不甘地问道：“这不显示出了陈家洛比乾隆、木卓伦更有人情味的一面吗？”

“话是这么说没错。但是！”姜成双手一摊，“你要知道，陈家洛他是红花会的总舵主，肩负着反清复明的重大使命，肩负着红花会上上下下几千人几万人的身家性命，他的身份决定了他不能过于感性！红花会在乾隆反水后，差些在雍和宫中全部被毒杀，幸而抓住了乾隆的宠儿福康安作交换才脱险。不过反清基业已全部葬送，剩下的人也大都心灰意冷，最后退隐江湖。可以说，因陈家洛一人，把整个红花会上下几代人努力的心血都浪费了，最后还自欺欺人的对自己说‘乾隆是汉人，他的王朝也是汉人王朝’。这不扯吗！”

米兰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

这时，李国立却忽然鼓起掌来，赞赏地说道：“精彩！阿成，你这观点很精辟嘛，怎么能说只看了个大概呢？那你觉得这本书还有什么可取之处吗？”

说到这里，姜成索性也就豁出去了：“那是当然，虽说我个人看不上《书剑恩仇录》这本书，但它的确还是一本经典的武侠小说。作为金庸先生开山之作，金庸先生成功地在书中突出描写了自己所崇尚的侠文化。一般的侠，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呈现了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只好以死偿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的亏欠摆平才安心。以私人的方式——武力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即韩非子所谓“儒以文乱纲，侠以武犯禁”。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先生创造的武侠就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预，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用金庸小说中人物的话来说就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种武侠形象的形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

陈家洛这个人物，虽然我看不上，但他身上还是有着金庸先生笔下的侠之美德。即任重道远，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气节，托孤寄命、临大节不可夺的操守。

而且在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对中外各种古今文化的交融。这体现了金庸先生对古老中华传统文化的迷恋，包括对琴、棋、书、画、医、武诸艺，儒、道、佛诸学的倾倒，但也不乏对新文学以及西方艺术手法的借鉴。如金庸先生对小说中人物的描写，便吸收了许多古典长篇名作的手法，形成了他独有的浑穆蔼然、从容超俗的总风格。《红楼梦》写家境方面的细腻入微，写情爱方面的含蓄和美与天真浑朴，对金庸小说影响极大，从章法到人物出场都可看出。尤其是侠义门派之间的争斗，或运筹帷握，或揭竿而起，或携敌入室，或化仇为友，明显是罗贯中惯有的手法。江湖行侠，仗义行武，尤其是对现世相的刻划更切近《水浒传》梁山泊群图。而在《书剑恩仇录》中的香香公主喀丝丽身上，我们还能看到《荷马史诗》中的著名美人海伦的影子。这些细节，让我们认识到金庸先生出众的才华以及金庸小说中古今中外文化的交融并蓄。

还有，在《书剑恩仇录》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很多现代意识，如对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这体现在霍青桐和香香公主这两个与众不同的女性角色身上；如民族平等思想，这体现在书中多民族文化的描写；如无根感的描写，书中主要体现在‘家’的缺失，即父亲形象的缺席，也就是主角陈家洛自幼丧父，带来了存在根据的缺失。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本小说中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这些都是这本小说的可取之处。”

话音落下，在场四人都鼓掌致敬。

胡歌忍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