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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则现在气势方张之滇、黔事变，乃根于南方不信任及厌恶袁世凯所生，亦由于人民为伪造民意所欺骗。盖彼固不愿以世凯为帝，始终未尝请袁世凯为帝。从今而后，谓袁世凯因一致民意而称帝之谎说，可一概消灭矣。今行贿劝诱，与夫调和等种种方法，既用之滇中共和党而失败，北京政府于是诉诸武力，以为解决国体之法。以愚所见，即使袁世凯因此而终获胜利，国内国外，亦将发生极悲之感觉。查推倒清室，建设民国而后，各订约友邦，亦几及两年，然后正式承认；袁氏果必主张变革，其承认之期，当较前为更长，可预言矣。总而言之，无论胜败如何，袁世凯之威望必落。今日者，正吾人渴望中国元首得保其威望之日也，而事竟如此，吾人对于袁氏，不识取劝进之时机以自保威望，能勿致其惋惜耶！夫使袁氏当是之际，不受帝位而坚辞，吾知袁对内对外之威望，定较今日而益高也。而竟不然，以致沦陷于力争帝位之地位，虽常人对于袁氏，未尝不望其保有威权，以成中国现在之最大政治家，但因奉袁为帝，以致再发内乱，能勿觉其为值太大，而于国家无所裨益耶？”

自云南独立之讯至，袁即褫免唐、任、蔡官职爵位，一面谋以武力压服。二十九日申令云：“据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奏称：近者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等，拥兵谋乱，通电各省，举动离奇，词旨唐、任等意存反侧，或被乱人迫胁，故有此前后矛盾之词。自知一己主张，与全国民意相反，故必将国民代表所决，一概加以诋诬，不与承认，以避违反国民公意之罪。不知君主立宪，既经国民公决，铁案如山，无可稍易，举国上下，皆无反对之余地！若以一二人私意，遂可任意违反，推翻不认，此后国家，将凭何者以为是非取舍之标准？无可为准，任听人人各逞其私，更复何能成国？癸丑孙、黄之乱，亦于议会依法举定之元首而肆其反抗，但逞个人私图，蔑视人民公意，行动于法律之外，终为国民所弃。以昔例今，事同一律。法制拘束，本不便于犯上作乱之徒，然国家舍兹，何以立国？今唐、任等行动，直为违背全国民意，并即违背云南民意，自全国视之，直为国民公敌，此其大罪二也！三曰诬蔑元首。按唐、任等通电指斥元首之词，有食言背誓，何以御民，应请明誓拥护共和等语。共和元首之即位，例有守法之誓词，载在《约法》，所誓者何，誓遵民意所定者也，以共和国之元首，一切应以民意为从违，此义推之古今中外，无不可通。设民意欲共和，而元首仍欲帝制，是谓叛民。反之而民意欲帝制，元首仍欲共和，亦为叛民。设使国民代表大会未经决定君宪之先，而元首即行帝制，又或国民代表大会决定仍采共和，而元首偏欲独行帝制，则全国国民，皆可以违誓相责，何待唐、任诸人？乃今日之事不然，当国人讨论国体之初，不过论共和之利害，并未拟议推戴之人，此学者之常情，即元首亦不能目为谋叛，而施其禁令。皇帝当日且曾为变更国体不合事宜之宣言，然此不过个人意见之表明，亦无由妄行其权以左右民意也。迨至代表决定，举国推戴，又以信誓在前，辞让勿允，明令煌煌，可以按颂。以理论之，共和元首之机关，既为国民所不采，而一切法令，又经国民总代表声明，须与国体不抵触者乃为有效。是则《约法》所载大总统以及即位誓词，皆在无效之列，不过用固有之名义，以维持秩序而已。此时元首求所见信于国民者，应即宣誓不再维持共和，方为恪遵民意。设以机关仪式之誓词，再用之于今日，国民其谓之何？此本至浅之理，至常之事，特因唐、任等蔑视民意，故将与今日民意相反之誓词，引以力重，又不敢谓民意可违背也。故必先诬民意之非真，乃进而诬为一人之意，以遂其动摇国本，糜烂大局之谋。夫共和元首，国民已有相当之敬礼，何况今日名分已定，天泽懔然，正宜严君臣上下之分，生乱臣贼子之惧，去共和之余毒，复古国之精神，使此后海宇晏安，定于一统，君子有怀刑之戒，庶人有敬上之忱，庶与此次国民拨乱求治之心，乃能无背。若如前之孙、黄，今之唐、任辈，猖狂恣肆，动辄以推翻元首为词，名为拥护共和，实即为共和不适国情之一大证。幸而天福中国，国民觉悟，设不早改，则墨西哥五总统并立之事，决不免于中国之将来，流毒所贻，不知伊于胡底。即以唐、任一事为鉴，万不可再留共和名义，以为随时煽惑之资；必宜永远铲除，绝其萌蘖！唐、任此次诬蔑元首，藉以倡乱，应以大不敬论，此其大罪三也！唐继尧、任可澄等具此三大罪，应请立予宣布罪状，克日出兵致讨，以翦凶顽而固邦国！本院为此依《约法》第三十一条第七款提出建议，奏乞施行等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