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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高文明。”

我笑了笑；说：“高文明；这个名字倒起得不坏。十三兵团有几大处？”

“六大处。”

“你把六大处处长的名字写出来吧！”

想不到这么一个问题就难倒了他。他到口袋里掏笔；一伸手；就露出了一段雪白的胳膊；手腕上戴着一只高等游泳表。掏了半天；掏出来的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又是一包美国香烟；再掏；掏出来的是一包牛肉干；再掏；又是一包牛肉干。最后；才掏出一支派克笔。

但是；只写了几个字就写不下去了。手在发抖。

“写啊！”我说；“难道你们一起的几个处长的名字都不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着；又在纸上写。可是；好半天；还是在描着原来的那几个字：军需处长高文明。

我说：“你老老实实说你是干什么的就对了；不必顾虑。我们的俘虏政策是宽大的；只要放下了武器；不论大官小官；一律优待；除了战犯杜聿明以外。”好半天；他一声不吭。

我又说：“蒋介石是失败了；黄百韬被打死；黄维兵团也被歼灭了。黄维想逃走；可是没逃成；也被活捉了。想混是混不过去的。”

他一听见黄维的名字；立刻怔了一下；问：“黄维在哪里？”

“你可以见到他的；两三天内就可以见到。”

“军需处长”要求休息一下。

站在一旁的一位解放军干部对自称是《徐州日报》记者的副官尹东生说：“你是安徽人；去找你的老乡去。”然后；将“军需处长”和自称是汽车司机的兵单独带走了。杜聿明后来回忆；他们被带过第十三兵团的俘虏群；见到那里面有许多部下；他“既惭愧又恼火”；惭愧的是觉得对不起部下；恼火的是感到解放军已怀疑他了——“我们到一间磨房里休息；解放军监视得很严。这时；‘战犯’这个名称一直缠绕着我。张国印（杜聿明的司机）见我心神不定；就多次劝我夜间逃跑。我自己觉得腰腿疼痛；行动艰难；逃出去走不动会死；被解放军发现也会死；与其被处死；不如先自杀；还可以做蒋介石的忠臣。一刹那间执拗得仿佛死神来临；见警卫人员刚离开屋；就顺手拿起一块小石头在脑袋上乱打；一时打得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所幸解放军及时发现；将我抬到卫生处抢救；不久即清醒过来；好像做了一场噩梦。”

第二天；陈茂辉主任又来了；问：“你叫什么名字？”

“军需处长”不耐烦地说：“你们已经知道了；何必再问呢？”

华东野战军四纵将敌“军需处长”押送到野战军总部的时候；得到收条一张：

收到

战犯杜聿明一名

此据

十一日十时

参四科（盖章）

参四科；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第四科；负责收容国民党军重要战俘。

新中国成立后；杜聿明作为重要战犯被关押。

一九五七年；他的女婿杨振宁博士获得诺贝尔奖；周恩来总理托人前往美国祝贺；并带去了杜聿明给女儿女婿的一封信：“亲爱的宁婿；我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奖金；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两年后的十二月四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一九五九年赦字第一号通知书下达；五十五岁的杜聿明被特赦。一九六一年；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专员。一九六三年；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离开美国回国与丈夫团聚。一九八一年五月；杜聿明病重入协和医院；女儿杜致礼从美国回到北京；当她抱住病床上的父亲时；已经昏迷多日的杜聿明竟然热泪长流。七日；杜聿明逝于北京；享年七十七岁。

李弥是个谜。

从陈庄第五军军部出来之后；李弥凭借指北针找到了第九军三师师部。他给还坚守在周楼村阵地上九团团长甫青云打电话；询问“是否能守得住”；甫团长说可以；于是李弥决定去九团；“免得被乱枪打死”。跑到九团团部后；李弥对三师师长周藩说：“南京老头子他们正在想和平停战；快有结果了。只要你们能守几天；就有希望放你出去。”周藩说：“没吃没喝；怎么能守得住？等南京谈判；那不就饿死了！”凌晨的时候；周楼阵地遭到猛攻；解放军官兵冲进来三十多人；但在守军的抵抗下全部阵亡在阵地前沿。李弥说：“很好；就这样守！”但是；华东野战军对周楼村的炮击开始了；炮兵营长被炸掉一只手；村后阵地上的几百名官兵被打散。周藩决定投降。李弥同意“可以写个条子送出去”；以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