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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相信是这么回事吗？”阿弗纳问道。

“我不知道相信什么，”汉斯回答道。“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太相信他的人了。毕竟他们是一伙惟利是图的人。没有他们这样的人，或者说没有他们这样的组织，恐怖分子们寸步难行。他们不仅仅只替我们干活，还替欧洲一半的‘红色军团’干活。就我们知道的而言，他们也替黑手党干活。”

这是事实，阿弗纳只好耸了耸肩。

“甚至还有可能，”汉斯继续说，“这些组织是俄国人设立并资助的。你想到过这一点吗？克格勃可以设立一个私人组织来支持恐怖分子。这样想并不愚蠢，也许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背后是谁，也许只有‘爸爸’知道。如果是那样怎么办？”

汉斯说得太离谱了。事实上，阿弗纳觉得他说话的口气听起来有点像“爸爸”了。突然，他意识到是怎么回事了：特工的妄想症发作了。这是由于在地下待得太久的结果。在地下待得太久会让已经疲惫不堪的一线特工经常怀疑自己的同伙。虽然这种妄想症不像临床上的妄想症那样完全脱离现实，但是它把恐惧和怀疑无限夸大，或者把它们附着在另外的对象上。“爸爸”自己也许就是这样的。

“是的，‘爸爸’有可能泄密，或者通过他组织里的人泄密，”阿弗纳对汉斯说，“我们自己的线人也有可能泄密。我们每隔一个城市就有一个阿莫德或者亚瑟尔，有时候他们也知道在哪里找到我们。他们当中肯定有人知道卡尔被杀的时候我们在伦敦。是的，可能是‘爸爸’，他为了挣更多的钱，为了成为所有人的朋友，为了逃脱罪责。谁知道呢？但关键是，‘爸爸’也在给我们提供恐怖分子。他一个接一个地给我们找恐怖分子的时候，我们没有提出这样的问题。

“所以，也许这就是代价。他给我们，也给其他人。有这种可能。这样的话，你就不让他们寻找恐怖分子了？我说不。不管他给我们什么，我们都收下。只要时刻警惕就行了。比以前更加小心。如果他想出卖我们，那他必须先给我们才行。对，这有点冒险。难道不值得吗？”

汉斯想了想。“该死的冒险，”他终于说。“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不是，”阿弗纳坚定地回答道。“我不是这样认为的。也许我疯了，但我相信‘爸爸’，相信路易斯和托尼。但我无法证明这一点。你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的。怀疑也是明智的。但我们何去何从？因为怀疑而断绝跟他们来往就意味着我们丢掉了最好的来源。信息的来源，支持的来源，一切来源。没有他们，我们可以干掉多少恐怖分子？

“为什么不可以假定他们把我们出卖了。当然可以。那我们在利用他们时，就要加倍小心。稍微误导他们一下，在最后关头改变线路。难道这不是一种最明智的办法吗？”

汉斯开始笑起来。“你疯了，你知道，”他对阿弗纳说。“我是说，我们都疯了，但你是我们当中最疯的一个。”

“不过，他是对的，”斯蒂夫说。“只有这个办法了。”

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过，阿弗纳心里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确实相信“集团”。如果他不是真的相信他们，那不管他对汉斯说过什么，他都可能跟他们断绝联系。他还不是那么疯狂。他只是相信他的第六感觉。

也许错了。

事实证明，华盛顿的事比阿弗纳预想的更艰难。佩佩有些歇斯底里。不知什么原因，她把矛头集中在斯蒂夫身上，用拳头捶打他的胸脯，对他大喊大叫，说是他杀了罗伯特。斯蒂夫只是一个劲地朝后退，眼睛盯着地上，阿弗纳从佩佩后面抓住她，握住她的胳膊。后来她哭了。她的叔叔知道会这样，在斯蒂夫和阿弗纳到达之前，就把孩子们带到了外面。

他们从自己账户上取了些钱，带给佩佩，就像他们对卡尔的遗孀那样。不过，这次他们每个人只给了五千元，加起来总共一万五千元。他们都为自己会被别人看作不大度而有些羞愧——虽然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但很显然他们开始为自己的家人着想了。如果他们被一个一个地干掉，而每干掉一个都要给遗孀四万块的话，那么，活到最后的那个人就几乎没有钱留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了。虽然家人们会得到一笔固定的抚恤金，但毕竟不多。

阿弗纳在纽约待了一两天之后才飞回欧洲。肖莎娜在纽约住了一年半，逐渐习惯了。阿弗纳觉得，她比以前更精神了，对自己能够——完全独立地——征服这座陌生、让人恐惧、与自己熟悉的以色列的城市截然不同的大都市感到非常自豪。葛拉呢，也从一个奇丑无比的婴儿